春秋战国时，秦国的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变法。当时处于战争频繁、人心惶惶之际，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商鞅下令在都城南门外立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并当众许下诺言：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围观的人不相信如此轻而易举的事能得到如此高的赏赐，结果没人肯出手一试。于是，商鞅将赏金提高到50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站起将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立即赏了他五十金。商鞅这一举动，在百姓心中树立起了威信，而商鞅接下来的变法就很快在秦国推广开了。新法使秦国渐渐强盛，最终统一了中国。
而同样在商鞅“立木为信”的地方，在早它400年以前，却曾发生过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烽火戏诸侯”的闹剧。
周幽王有个宠妃叫褒姒，为博取她的一笑，周幽王下令在都城附近20多座烽火台上点起烽火——烽火是边关报警的信号，只有在外敌入侵需召诸侯来救援的时候才能点燃。结果诸侯们见到烽火，率领兵将们匆匆赶到，弄明白这是君王为博妻一笑的花招后又愤然离去。褒姒看到平日威仪赫赫的诸侯们手足无措的样子，终于开心一笑。五年后，酉夷太戎大举攻周，幽王烽火再燃而诸侯未到——谁也不愿再上第二次当了。结果幽王被逼自刎而褒姒也被俘虏。
一个“立木取信”，一诺千金;一个帝王无信，戏玩“狼来了”的游戏。结果前者变法成功，国强势壮;后者自取其辱，身死国亡。可见，“信”对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欧阳修治学严谨
欧阳修是北宋文坛领袖，官至副宰相，在文学观点上主张明道致用，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特别重视道德的修养，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他的.诗词和文章在当时就被称为“极品”，受到文人学士的广泛赞誉，这源于他的治学严谨，做文章务求精益求精。他每写文章，草稿出来后，即贴在室内墙壁上，反复推敲修改，有的文章甚至改得不留原稿一字，直到称心如意为止。
例如他写完《醉翁亭记》后，诚心向人征求意见，他读给一位樵夫听，当读到“环滁四面皆山，东有乌龙山，西有大丰山，南有花山，北有白米山”时，樵夫说：“您文章的字好象多了点。我打柴上山，站在南天门，放眼一望，四周都是山……”顿时，欧阳修明白了，于是提笔将前边一串文字划掉，换上“环滁皆山也”五个字，这就是人们今天看到的《醉翁亭记》言简意赅的开头，只这一句便总括了滁州胜状，也总领了全文气势。
欧阳修不仅严谨治学，也严谨做人、做事。他待人真诚坦荡，始终注重提携奖掖后俊，苏轼、苏洵、苏辙、曾巩等人皆出于他的提拔，使北宋文坛出现了人才辈出的繁荣景象。欧阳修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当时欧阳修比宋祁的官位高，因此，御史决定《新唐书》只署欧阳修一人的姓名。但欧阳修却说：“宋公于《列传》亦功深者，为日且久，岂可掩而夺其功乎？”宋祁知道后很受感动，说：“此事从所未闻也！”
欧阳修晚年时，仍常将自己平生所写的文章，清理出来进行修改，每字每句反复推敲，甚是认真，有时忙的废寝忘食。他的夫人问她：“你已年迈退休，难道还怕先生责难生气吗？又何必费心去一一修改呢？”欧阳修却认真地说：“我既然发现了错误的地方，那当然要去修正。要不就会误导后人啊！”
郭汲不失信于孩子
郭汲是东汉人，官至大司空、太中大夫，他为官清廉，信义为先，一心为百姓谋福祉。做并州太守时，他勤政爱民，常常微服私访，解决民生疾苦，有功于民，因此百姓一直感念他的恩义，敬仰他的为人。郭汲每经过一县一乡，老老少少都夹道欢迎。
一次，郭汲到各地州县巡查吏治情况，带着几名随从骑马赶往西河郡美稷县。还没有进城，就看到有几百儿童，各自骑着竹马，在道旁拜迎。郭汲问道：“孩子们为什么自己远来？”孩子们回答说：“听说使君来到，非常高兴，所以前来欢迎。”郭汲闻言赶忙下马，辞让致谢，在众多小孩的簇拥之下进了县城。
郭汲在美稷县衙，详细阅读了近年所积案卷，又查访民情，慰问贫苦，所至之处，百姓欢欣，多有馈赠礼物者，他却一律不收。事办完了，准备要到下一县考察。刚到城门口，没想到众孩童骑着竹马又来相送，一直送到了城郊外，并且问他：“使君哪一天返回再经过，到时还要来迎送。”郭汲叫别驾从事计算了日程后，告诉了孩子们。
由于郭汲在下一个县巡视的非常顺利，比原定日期提早一天返回。他为了不失信于孩子们，于是就在野外的亭中露宿了一夜，直等到第二天才入城……
郭汲以太守之尊，与骑竹马的小孩子在道边野外说的话，都不肯失信，更何况对于重大的事情呢！正是这份言而有信的品德，因此而使他最终能够成就伟大的功业。光武帝称赞他的德行说“信之至矣”。后世更以“郭汲待期”做为重约守信之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