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对于我们民族来说经历的是有文化底蕴的，在发生这些历史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的意义，中国的以前需要我们更多的了解，下面介绍中国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说到中国历史，您应该听过这样一个说法：“中国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但按照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中记述的最早的王朝夏朝算起，也不过四千年左右。那大家可能就困惑了，中国历史到底是几千年呢？
“五千年”的说法与同盟会
其实，五千年的说法与孙中山等成立的同盟会有关。
1908年，同盟会陕西分会在祭祀黄帝的祭文中，第一次明确地把黄帝作为汉族人民的祖先和民族象征。此后，黄帝又从汉民族的祖先升华到全中华民族共祖的空前地位，这其实是现代中国一系列社会政治重建的结果。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通电各省，以黄帝纪元4609年为中华民国元年。
可是，连司马迁在《史记》里也没有明确黄帝在世的具体年代，那么孙中山的各省通电，是从哪里来的呢？孙中山通电的年代数据，据说来自当时同盟会创办的报纸《民报》。在清末民初，当时的中国曾经兴起一股“黄帝热”。
有人推测《民报》采取了北宋理学家邵雍《皇极经世书》的说法，认为黄帝纪年接近五千年。所以中国具有五千年历史，这个观念其实是很晚才形成的。
作为中国人，本身会有这种在救亡图存环境下生发出的复杂的心路历程。我特别理解清末知识分子把黄帝作为五千年历史开端的心态。这种对于共同祖先的追溯，这种寻根问祖的工作，是当时的中国人不得不做的一种选择。
寻根问祖的考古人
考古人对于上古中国的认识和建构，也是一种寻根问祖，是学术上的寻根问祖。但是作为一个学者，在追求史实复原和建构国族认同的过程中，是否应该把我们的国族认同建构在相对真实的、迫近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呢？
如果我们冷静、客观地从考古学的视角看，那么狭义的、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国就只能上溯到距今3700年前的那个时候，从作为核心文化的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开始算起。
广域王权，顾名思义，就是说这个国家形态的特征在于拥有较为广阔的领土，国家统治者也具有强有力的控制权。
对于我们熟悉的广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版图，我更愿意把它用地理的概念称作“东亚大陆”，因为在我所阐述的距今3700年前，是没有一个庞大的“中国”存在的。
在东亚大陆这个地理板块里边，最初真正作为核心文化的一个政治实体，不管是叫广域王权国家，还是叫国上之国，它只是产生在被我们称为中原的这样一个狭小的地域范围里边。最初的东亚大陆是满天星斗的状态，族群邦国林立。这其中，二里头和秦王朝是两个大的节点。因此，我们说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意味着在二里头之前，并不存在更早的“中国”特征。
二里头：最早的中国
在我看来，二里头就是最早的中国。要论证这样一种观点，其实是需要很大勇气的，甚至要挑战许多人的认知。那么，我这样的说法到底有没有依据？能不能站得住脚呢？
学术界有一个概念，就是“China before China”，也就是“中国之前的中国”。如果说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的话，那在二里头之前没有哪一个政治实体可以称为中国。
因为那些区域性的文化或原初的文明，基本上都没有突破具体的地理单元，比如一条河流、一个盆地，没有突破这样的自然地理框架，因而它们只是区域性的文化。
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面积跟欧洲差不多，而当时东亚大陆的政治态势跟现在的欧洲几乎也是一样的，那就是邦国林立，而不是说有一个大的作为核心文化的政治实体。
先秦文献《左传》中，有“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记载，就是大禹召集诸侯会盟，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万个国家。当然这是虚数，那个时候就是万邦林立、万国林立这样一种情形，我们把它称为前中国时代。
从史前文明到成年礼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也就是距今约7000年至3800年前后这三千多年里，东亚大陆从东到西有多个区域性的文化或者是史前文明出现了。
那个时候东亚各地居民特别喜爱玉器，玉石加工特别发达，最初就是利用物理变化把玉石做成人工制品，我们可以称其为东亚大陆的“玉器时代”。
后来到了距今4000年至3500年前后，最早的青铜器出现了，但青铜冶铸技术是怎么来的还有争议。青铜出来之后，导致整个东亚大陆社会面貌的改变。
大体上在距今4000年前后，有一个大的断裂，从那时开始，像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就是所谓的夏商文化，这样大的中原文明出现了，超越地理单元的、积极向外扩张辐射的中心出现了。
其中二里头文化约距今3800年至3500年，二里岗文化约距今3500年至3300年，殷墟文化约距今3300年至3000年。这三个前后相继的考古学文化的核心区域都在今天的河南省境内，向外辐射到周边区域。
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三代王朝夏、商、周被认为是华夏族群的成年礼。但是三代最初的夏和商王朝的状态还扑朔迷离，现在还有争议。
许多学者都试图对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历史制度进行探寻。图为冯柳堂在1930年发表在《社会月刊》上的`文章。
为什么历史合流在殷墟
一直以来，就存在着历史文献学和考古学两大话语系，这两大话语系统最初是边界明显的：一边是历史文献上的伏羲、女娲、三皇五帝、夏商周王朝；一边是考古学上以遗址所在的小地名命名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时代。
这两大话语系统的合流是在殷墟。
为什么是在殷墟呢？有一个绝对不可逾越的条件就是，当时出现了可以证明自己族属和王朝归属的文字材料——甲骨文。有了甲骨文，这两大话语系统才能合流，才能以族名或朝代名来称呼它们的使用者。
考古学一个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就是由已知推未知，从我们称为信史、有文献记载可以引证的时代，从这儿开始往前追，但再往前就进入说不清楚的传说时代了。
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就是通过把地上的文字材料和地下的文字材料相结合来确证殷商王朝的存在。要注意这里说的都是“文字材料”，证明至少出土甲骨文的殷墟时期已经是信史了。在那之前没有文字材料，也就没有信史可言。
甲骨文的发掘引起了社会各届的密切关注。图为1923年《晨报副刊》讨论甲骨文之历史及其价值。
在前殷墟时代，如果我们把考古学遗存跟文献记载的族属、王朝归属相对应的话，都只能是推论和假说 就是因为它没有直接性的文字材料可以互证，所以在大的历史分期上，我们习惯于根据文字材料的有无和利用程度，把全部历史时段分成历史时期、原史时期和史前时期。
历史时期就是英文的history，这是有明确文字记载的时期；原史时期叫作proto-history，在这个时期文字开始零星出现，但还不足以解决狭义的历史问题，或只能使用晚近的追述性文献材料；史前时期叫作pre-history，那是完全没有文字、文字材料的时代。
从偏于保守的考古学者的立场出发，我认为在甲骨文那样的“内证性”的文书材料发现之前，夏和商代早期的具体考古遗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今天我们从考古学、历史分期、早期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几个方面，论证了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的原因。下一次，我将更具体地提供各种考古学中的证据，来说明二里头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一、70年代的国营饭店
国营饭店就是由国家、或省市商业部门出资，开办的饭店。它的归属权为国家所有。利益也归上级主管部门所有，职工按国家标准领取工资。多是由老字号公私合营而来。当时在饭店就餐时粮票和钱都需要；八十代末就不再需要粮票了。
他们这样描述：“人群被江苏安保部门阻止。近年来很少有西方人来过江苏，这解释了人群的好奇心。”外事接待一般是指涉及国外以及港澳台地区团体或个人的来访接待工作；归口管理部门安排有关安全保卫工作。
无锡聚丰园菜馆始建于清同治六年（1876年11月），由原盐公堂烧饭师傅王荣初、华仲兴、胡绍奎等人合股开设。当时主要顾客为盐局、木客及粮食业行商。两开间店面，餐桌10余张。
该店背靠护城河，平时将太湖盛产的鲜鱼、虾、蟹笼养在河中，任顾客挑选，当场加工烹制，特别鲜美。特色名菜有清炒大玉、炒蟹黄油、奶油鲫鱼、活炝虾以及腐乳肉等。
1956年，聚丰园菜馆公私合营后，继续发扬江苏传统特色。1965年，迁中山路胜利门口，改名为新风饭店。1995年5月，在原址翻建17层大厦，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新无锡聚丰园饭店装饰格调高雅，中餐厅主营本帮菜可容纳800人；在江苏省及东南亚地区久负盛名。
古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一段，它北接长江，南达太湖，全长四十多公里，纵贯无锡城区。这条河不仅是无锡最早的人工河，应该说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运河了。悠悠河水，凝聚了无锡三千年风风雨雨的历史，交织着水乡河古朴醇厚的民风民俗。
河埒街道地处风景秀丽的太湖之滨，区内水陆交通运输四通八达，地理环境优越。1962年春设立荣巷镇，1967年改名卫东镇，1979年并入河埒公社。1980年春原卫东镇析出设立河埒街道。
1949年4月23日，江苏无锡解放，分无锡为市、县，市、县同城，属苏南人民行政公署。1953年，建江苏省，为江苏省辖市。市辖梁溪区、锡山区、惠山区、滨湖区、新吴区5个区及江阴、宜兴2个县级市。【江苏，1972年。摄影：麦金农&斯蒂芬】
二、80年代的“万元户”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一睹当时 “万元户”的生活条件吧！
80 年代万元户家庭，家里盖起了小二楼，院里放着拖拉机，还有一辆摩托车。
这是 80 年代小康家庭的房子内部。
收音机是万元户家庭必备的，它可以了解到外界的新闻。
缝纫机是 80 年代家庭必备的。
80 年代，家庭中具备的自行车和缝纫机。
电视机在 80 年代已经逐步进入千家万户。
人们在购买家电。
80 年代的小轿车。
80 年代小康家庭的母子二人在玩耍。
1980 年，深圳大街上逛街的人们。
1980 年的深圳街景，自行车是主要交通工具。
1980 年，深圳大街上骑自行车的路人看道路施工。
这种手摇电话机，你还记得吧？
1980 年 4 月，深圳一家幼儿园儿童在表演节目。
1980 年，深圳道路施工队的女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