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人到中年，因为看的事、经历的事多了，就会变得小心谨慎，明哲保身。但是这一点用在崔永元身上一点也不合适。明明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但是离开了中央电视台，在传媒大学做起老师的他，却变得更加随性甚至任性起来。经常在网上可以看到他对某些人叫板，成为舆论风口浪尖中的人物。有人说他“个性”，有人说他“任性”，有人说他“张狂”，有人说他“侠义”。是什么让他频频拍案而起？又是什么让他倍感叹息？
崔永元认为，知识分子分三类，有拍案而起的，有洁身自好的，还有随波逐流的。他觉得从现在的网络上看，后两类很多，愿意拍案而起的少之又少。他坦言，自己不会选第三类，但第二类，尽管别人觉得可以选，但他不甘心。他说这种选择不是下棋，这样赢不了，就换另一种定式，攻不行，就用西西里防守，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它跟一个人从小受教育形成的态度有关系。他受教育的过程中，就老是有责任感，老是觉得这国家是我们的，这个社会是我们的，我们要爱这个民族，爱这个民族的文化。
崔永元过去在人们心中是人见人爱的邻家大哥形象。然而近些年，他因为“转基因事件”、“乡村教师培训计划”、“二人转纷争”等，频频拍案而起与人叫板的形象，大大颠覆了过往人们对他的印象。当被问及“你怎么看待自己的形象？这是一种牺牲和代价吗？”他表示：“我要在乎这个，早不这样了。那时候那么多人喜欢你，男女老少见着你，都想亲你一下，摸一下你脑袋，可我又不是个玩偶，我用不着这个。如果大家过去欣赏我，不是因为我有社会责任感，那只能说明你欣赏错了。现在无论我用多么野蛮的方式，我也依然是在表现我的社会责任感，不管我闹成什么样，我没有为自己争什么，我还是在维护公共利益。”
崔永元从事公益活动十多年，他认为，中国的慈善还很不专业，国人对于慈善的概念仍非常粗浅，比如很多人不认为他现在做的口述历史是一种公益慈善，相较于欧美国家对于口述历史的重视，这种观点已经是落后的。20xx年12月，由《中国慈善家》杂志评出的“20xx中国慈善名人榜”中，崔永元荣登榜首。在颁奖典礼上，崔永元就表示“我们投身公益慈善最大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最急迫的不是基金会干了什么，而是为大众普及公益慈善的观念，这是当务之急”。
虽然崔永元的观点不一定周全，他说的话也不一定中听，但是他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这是难能可贵的。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推崇的君子是要敏于行而讷于言，而在网络时代，君子不仅要敏于行，也要善于言。就让崔永元以他独特的方式，继续实话实说吧。
央视名嘴崔永元，向来以“冷峻而不失幽默，诙谐而意蕴深长”的语言风格著称。20xx年底，在海派清口代表人物周立波的婚礼上，他临时客串的一番脱口秀，更是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连新郎官周立波都大呼：这小崔，真是太给力了！
制造误会施挑逗
崔永元：（上场）其实我本来没有接到邀请，我是自己硬要跑来的，因为我从小就崇拜周立波，我是看他的书长大的。
周立波：（惊讶）噢，是这样的崔哥，你呢，可以调侃我，但是不能调戏我，说从小看我的书长大的？
崔永元：你看，你的代表作两部嘛，一部是《暴风骤雨》，一部是《山乡巨变》（老作家周立波的作品）（周插语：还有《湘江之夜》）。我还纳闷：周老先生怎么身体这么好，又结婚了。来了之后才发现是这个周立波。这个周立波也了不得，他一年一个人创造的产值就是一亿五千万，也就是说利润也是一亿五千万。
周立波：（无奈地笑）
明知此立波非彼立波，崔永元却揣着明白装糊涂，硬是把这不同时代的两位联系到一起“看周立波书长大的”，“身体还这么好”，“又结婚了”，然后“才发现”搞错了。一上场，崔永元便施展其高超的语言挑逗功夫，一“恍”一“悟”之中，把周立波逗得一愣一愣的，现场嘉宾也被“忽悠”得笑声连连，兴趣盎然。
崔永元故意误解，制造误会，一番挑逗不仅营造愉悦的婚宴气氛，又通过两个周立波的比较，不留痕迹地把话题拉到对身边这位“年创一亿五千万”周立波的“吹捧”，既制造了快乐，却又不离誉美新郎官这一婚礼主题，看似信口取乐，却非信马由缰，着实巧妙。
“强词夺理”拨是非
崔永元：这次来我还听说，你和钱文忠教授是初中同学。钱文忠，就是复旦大学很了不起的钱教授。因为这事，我也特别崇拜你们的老师，因为事实证明——什么样的人，正也好，邪也罢，她都能培养出来。（人们笑）
周立波：（苦笑）其实我们差两届，我们有过同一个语文老师，不过她很早就退休了，今天她也来吃喜酒了。
崔永元：就是说，在教过你们两个之后，这位老师不到退休年龄就退休了？估计不是气的，就是累的。（全场大笑。）
周立波：（摊开双手，做无辜状。）
挑逗完毕，崔永元又开始“搬弄”起是非。他戏谑周的老师“什么样的人都能培养”，用钱文忠教授之“正”，“数落”起周立波身上的“邪”；然后再故意装出疑惑，曲解老师的提前退休，臆断她退休的原因是被“气”或“累”的，意在“责怪”周立波上学时定然“顽劣成性”。一番强词夺理的胡搅是非，集贬损、责怪和调笑于一体，搞得一旁的周立波像受气的孩子，两人的默契更是引发了人们的欢笑。
崔永元这番拨弄是非的“贬损”，不仅为了让人笑，其实是“寓褒于贬中”，大家想想：周立波身上的“邪气、顽劣气、油气”，不正是他创建“融各派冷面滑稽于一体，又不失人文才情的调侃和嘲讽”的海派清口所必需的“才气”吗？
明毁实誉造争端
崔永元：胡洁，我知道有很多女孩子口头上表示，要嫁给周立波，所以你是最幸福的女人。而且，这个婚礼也很特别，这是我参加过的第一场披着慈善外衣的婚礼！（全场大笑）
周立波：小崔这么说很体现他的风度，其实我们不光披着慈善的外衣，（掀起领带和西装背心）我们还穿着慈善的内衣！
崔永元：（笑）昨天晚上我听说你的婚礼会有很多捐款，那这些捐款用来干啥？后来我一想，哦，一定是用于老百姓的保障性住房呢！后来一想不用啊，要干这个事周立波只要发一条微博就行了，这造房子的一车一车的板砖就都有了。
周立波：我听懂你的意思了，只要我发一条微博，20分钟之内网友4万块板砖就能砸过来。
“口头表示”其实心里未必这样想，“披着慈善”那么内里也许别有用心，一条微博就会引来无数“砖袭”，崔永元又开始诋毁起新郎官来。搞得周立波又是掀背心“正名”，又是讨好打圆场，一个拼命造谣，一个忙着辟谣，话题不断，笑料迭生。
崔永元的诋毁可不只是为了博人一笑，你想呀：一个一条微博就能在20分钟里引来4万条评议的人，非一般人能为，肯定是有极强影响力的人；一个要捐出所有礼金，把婚礼融入慈善因素的人，真心而为也好，哗众取宠也罢，但他一定是个内心有爱的人！崔永元是在明毁实誉呀。
幽默出智慧。在周立波的婚礼上，崔永元的脱口秀运用“挑拨离间”之术，话题不断，笑料不断，却又始终不离正题，赞从损出、褒从贬出、誉从毁出，向人们再次展示了他机智、幽默的驾驭语言的能力。在某些场合，如果你要制造笑料，营造愉悦气氛，不妨也学一学。
名嘴崔永元从央视辞职后，任教于母校中国传媒大学。为了上好第一堂课，他提前三个多月就开始备课，泡图书馆，查阅资料，制作教案，可谓精益求精。开课前一天，他想在网上再淘点资料以完善教案，没想到，输入关键词后，他当时就崩溃了，因为他发现网上各种观点比他想要告诉给学生的还要全面。
重新备课已来不及，崔永元只得硬着头皮走进课堂。大概讲了十来分钟，就有学生站起来提问，那是个在学术界都没有定论的问题。怎么办？是装腔作势地谈出一二三点，还是应付一句“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一次课谈及”？显然，这都不是好办法，崔永元知道，如今那个“只有你知道，学生不知道”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蒙混是过不了关的。相较于主持人，老师的要求高得多，主持人可以说这样的话：“上个世纪有这样一件事。”但大学老师则不能，他们必须说：“一九几几年，几月几日如何如何，某某报纸怎么报道。”也就是说，主持人能够含糊其辞，而大学老师必须提供真实准确的资料。
不过，崔永元反应很快，也很冷静，在那学生提问后，没有再按教案讲课，而是对全班学生说：“刚才，这位同学的问题很好。一件事在历史上说法很多，哪个才是真相呢？下面，大家可以谈一谈自己的看法。”在他的引导下，学生们开始畅所欲言，课堂气氛非常热烈。几十分钟很快过去，这堂课在大家意犹未尽中顺利结束。
从备课到授课，崔永元的第一课其实更像一种历险，他之所以能最终涉险过关，关键在于他没有用“著名主持人”的名头去唬学生，而是把自己摆在“新手”的位置上，对教学环节做过较为充分的准备，以至于面对难以解答的学生提问时，能够选择最为恰当的探究式教学法，最终成功完成教学任务。
这就给人们一个启示：一个人，不管他（她）曾经有多么“牛”，在跨界之后，都应该先老老实实地做一只“羊”。
在《我的抗战》看片会上，小崔说：“那六年半，我和好人告别了，因为我变得越来越圆滑了。天助我，我病了。”《实话实说》的主持人竟然会坦承因为适应不了节目之外的不真实而庆幸自己得病离职，这是小崔的真实，真实到令我错愕。
小崔离开了炙手可热的岗位，让和我一样热爱真实和真话的人们失去了在电视上见到他的机会。我想小崔当时心里不可能没有遗憾，不然，那段时间，小崔不会在我对他的“突然失踪”茫然不解的时候长夜难眠地抑郁成疾。
是心理医生的话让小崔的理想得到了新生：“你喜欢什么就干一点什么吧。”
小崔喜欢历史，喜欢电影。高考时他历史考了96分，但他并没有因为考了高分就迷信历史教科书，他对人说：“那些我能倒背如流的历史有很多是想当然的。我一定要知道什么才是真实的。”
小崔希望历史的真相能从活着的人的嘴里讲出来，口说为凭。于是，他从《电影传奇》开始，带领他的团队开始了电影史料的采集，从南斯拉夫的《桥》到日本的《人证》，他追寻的似乎是一代中国人的记忆。
一开始，小崔问导演拍过哪些片子，问演员演过哪些电影，采访过程功利而又直截了当。但很快，小崔就感觉不对头，采访对象面对镜头常常滔滔不绝，讲的很多都是与采访提纲无关甚至与电影无关的事情。那些无关主题的口述比讨巧的问答不知要生动多少倍，总能让聆听者动容落泪而不忍打断。历史在这些老人的唠叨中如长江水一样生动着、真实着……于是，小崔干脆让老人们敞开来讲，本来五分钟的采访，小崔的团队可能要用五个小时，甚至五天的时间来完成。这当然不是简单的需要耐心的问题，小崔说：“我们陷入了学习口述历史搜集方法的大坑，本来5元钱能完成的事，一下子变成了5000元钱才能做完。”
我最不能忘记崔永元讲的一个故事：哈尔滨一位现年90多岁的老人，参加东北抗日联军时被捕，本来定于1945年8月14日行刑，但行刑那天日本兵出去喝酒回来晚了，杀了他的战友后时间已经不够了，只得把他送回监狱准备第二天再杀。结果第二天日本投降了，他就活了下来。讲完故事，小崔说：“比起这些死里逃生的经历，像儿女找不到工作，女朋友被人撬走，想加入组织却有人阻止不让进，这些生活中的委屈和不顺算个啥啊！”曾经看不开的，霎时间就看开了！也许，聆听和咀嚼历史是治愈小崔抑郁症的一味良药。
就这样，在口述历史这个“大坑”里，在这个大众目光所不及的地方，小崔把自己的全部身心埋了下去，而且一埋就是8年———他带着一帮人重走“长征”路，他一次又一次地回云贵高原“走亲戚”，他远渡日本和美国花大笔的钱购买在国内从未见过的影像资料———从迷乱花哨的现实遁入到孤寂的历史暗巷，小崔辛苦而欣喜地在他的精神高地上进行着属于他的“长征”之旅。
在抢救历史真相的“长征”路上，小崔一直有一种跟时间赛跑的紧迫感。因为，口述历史的受访者平均年龄超过了85岁。20xx年小崔的团队采访了103位老兵，到20xx年再去回访时，有一大半的人都离开了人世。“我们动手晚了！”小崔感叹连连，“大家都知道淞沪会战里的‘800壮士’，我们采访到其中三位后才知道，‘800壮士’实际不到400人，原因是那天进租界，守卫问有多少人，为壮声势就称有800人。现在‘800壮士’中只剩下一位96岁的老人。如果再晚个几年，就没有人说得清‘800壮士’的真实人数了。”
从20xx年开始，小崔总共采访了3500多人，推出了《电影传奇》《我的'长征》《我的祖国》《我的抗战》等专题纪录片，给未来留下了300多万张老照片，600多万分钟的历史素材，涉及战争、电影、音乐、美术、外交等众多领域，堪称中国“口述历史”博物馆。这期间，为说服一位事件亲历者接受采访，小崔花了一年半时间才如愿；还有些老人身体不大好，讲一段住院了，要等出院了才能接着讲……
8年难得一见（见也只是偶尔在电视上），小崔让我吃惊的还有另一组抹不掉的数据：为寻找历史的真实，小崔和他的团队花费已超过一亿两千万元，却没花国家一分钱，而一边玩命干活一边还得“不要脸”地筹钱的小崔的团队，已经有四五个月没有发工资了！
一亿两千万元！这个天文数字被小崔用来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记得柴静曾跟小崔说：“你干的都是搞研究的人来干的。”她的意思是，小崔他们是何苦来着？小崔这样回答：“他们在评职称，还要做其他更重要、更实惠的事情。”多么天才的一针见血的冷幽默！
在我身边，人们对成功的定义太单调了，所以，大家过得不浪漫，活得累，生活也少有意义。但我没见过的小崔却是一个例外，他总是不掺私念地在做他觉得有意思的事情。据媒体报道，小崔的“口述历史”还将着眼于中医和民间手工艺，目前团队里几十号人正在搭建的是“民营企业博物馆”。小崔希望“再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所有有兴趣的普通平民、学者、研究人员都能到这个博物馆，听今天的优秀的企业家们说话”。
就像我在胡润财富榜单上没见过小崔的名字一样，我今后想在电视里或在生活中见到小崔也会很难，尤其知道“口述历史”将成为小崔下半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后，我估计我见到小崔的概率非常小。
俗世红尘，所谓的成功、所谓的名人何其多啊，却是这个本可以名利双收却宁愿孤独地走在理想路上的小崔，那个我想见而从没见过的貌不惊人的小崔，让我喜欢到敬重到不能忘记他。
我没见过小崔。在我见不到他的时候，他正专注地走在他喜欢的路上。
他站在舞台，嘴角一弯，表演开始。他因说实话而得名，他因理想主义而得病，他曾被称做“时代病人”。但其实大家都知道，小崔没病，是时代病了。从1996年3月起，中央电视台推出一档全新的谈话类节目《实话实说》。节目中，人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主持人：他长相“有些困难”，说话也难字正腔圆，随意得“如邻居大妈的儿子”，但就是这个两眼一眯、嘴角一弯、微微露出点“坏笑”的男人，倾倒了无数观众。大家给主持人崔永元起了个亲切的称呼——“小崔”。崔永元的出现，让中国人对节目主持人的形象有了新的认识。
20xx年1月14日，高碑店的演播大厅，崔永元正在录制新一期的《正大综艺》特别节目。他早早地站到台上，为即将开始的节目做着暖场。他一遍一遍地换着花样调动大家情绪，他和全场的小朋友打着招呼，问远处一个胖胖的男孩：“考试考得怎么样？”男孩说：“还好。”他旋即侧过头去，眼睛一眯，说道：“你蒙谁呢？”全场大笑。节目还没开始，观众们就已经被他带动得兴奋起来。
台上这个手拿话筒、笑里带着坏的男人，不帅，不怪，却有一种令人无法挪动视线的魅力。他的表达是温柔的，你肯定没见过崔永元在节目里声嘶力竭、大喊大叫，再大的场面他也四两拨千斤地插科打诨。那些聪明的玩笑、暗藏着机锋，叫人会心。他讲话时遵循着自己的节奏，在一句平缓的、正儿八经的铺垫之后，一定会有一个逻辑的转弯和小小的陷阱与高潮。
三个小时的节目，每位演出人员都汗流浃背，只有他，从头忙到尾，却仍旧泰然自若。他是最能扛的，也是最会享受的，他的眼里冒着精光，看不到倦意，像个小伙子似的。
走过想成名混脸熟的日子
20xx年4月14日，由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全力打造的智慧型文化栏目《谢天谢地，你来啦》隆重首播。在《谢天谢地，你来啦》中，身兼数职的崔永元却让观众看到了他的华丽大转身。在节目中，小崔不仅是节目主持人、演员，更是剧本的主要创作者，很多经典的场景片段均出自小崔之手，哪里该给“糖”，哪里该给“棒”，小崔总是能让嘉宾演出的时候无比“痛苦”又无比酣畅淋漓。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崔永元，原来小崔也可以“娱乐”。
过了20xx年2月20日，崔永元的人生翻开了第五十岁的日历。步入“知天命”之年的他，对自己的人生抉择，谈得更多的是责任和兴趣。
在北京怀柔区一个叫新新小镇的地方，有一处不起眼但很幽静的三层楼。里面藏有4000位老人讲述的共300万分钟的影像及文字资料，他们的平均年龄都在80岁以上。这就是崔永元建立的“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库”——电影传奇馆。该建筑是他的好朋友、地产大亨冯仑免费提供的。崔永元说，他曾试图说服政府部门或其他有钱的机构来参与做这件事，“可是光试着说服他们就用了两年时间，还没结果。有这工夫，几百个人都采访到了，我干脆就自己来吧”。于是，从未开口向别人借过一分钱的崔永元，厚着脸皮为这事筹钱。
崔永元成立了一个公司，不花国家一分钱。他认为，拿节目本身去敛财是不高明的手段，他甚至拒绝借助自己在央视的播出平台，为他正在进行的“口述历史”系列纪录片筹集资金，他认为这样太功利。但是，对那些投钱给他的人，崔永元说一时给不了回报。“因为口述历史的工作是收集资料，并不是为了播出。也许要等到100年以后，才会有人认识到这些资料的价值。”
20xx年2月27日，中国传媒大学与崔永元合作成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口述历史博物馆，并举行签约仪式。
也可能是到了一定年龄，崔永元说自己已不再追求什么高出镜率、在多高的阶层显摆，“对那玩意儿没有兴趣了，到了这个岁数，再加上我做口述历史，我接触的都是这些人，喜怒哀乐见太多了，淡了”。
把这些浪漫用来反抗
这些年，人们似乎已经适应了两个崔永元：一个站在台上，口吐莲花；另一个在台下，四处奔走。和所有理想主义者一样，崔永元不能接受和适应这个世界现有的模样。他想象中的一切本应更好。所以，他挣扎、反抗，但他从不振臂高呼，也没当过意见领袖。他只是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就在20xx年年初，他拒绝了声势浩大的中国慈善年会，同一天晚上，他赶赴到皮村的“小剧场”里，为当地的打工者主持了一场属于他们自己的春节晚会。整场演出的预算加在一起不足千元，没有红地毯，没有灯光闪烁，也没有万众瞩目，崔永元用行动发出了一个疑问，慈善需要那些吗？所以，他默默地用行动完成了一次回击，亮明态度：慈善不是万人礼堂里的领导颁奖，是真切的关心，是和他们在一起。
6年前，80后开始走出校园，整个社会的节奏骤然加快，人人都在提速。可崔永元却召集了21个人，大家放下手中的工作，用一年的时间，只做一件事情——重走长征路。
那些事情被崔永元赋予了各种各样的意义，他费尽心思，想让人们了解得多一点，思考得多一点。在时代的洪流之下他发出抵抗，不为无良商家代言，不为收视率折腰。
幸而他一次次从沮丧绝望中挺了过来，来到众人面前，继续着奋斗，面对采访时，他说：“我的确没改变世界，可是世界也没改变我，我们扯平了。”
疲惫生活里的英雄梦想
崔永元是看着革命电影长大的，因此，他心里有两个情结，一个是电影；另一个是英雄。为前者他做了好多，他家里光是电影放映机就存了140多台，全北京找不出第二个收存者。拍《电影传奇》，时至今日，时长已超过20xx小时，照片超过10万张。前一段时间，他又举办了一场全国电影比赛，想培养一批新锐导演，送他们去听电影大师的课，资助他们完成梦想。
而说到英雄情结，小崔骨子里有种书生的倔强和一股混不吝的劲头，关键时刻他特别具有大无畏精神，认准了就坚持，能把所有人都拗过去。很小的时候，他曾替哥哥出头，和一帮流氓打了起来，那帮人扬言要卸了他的腿。崔永元见连旁边的警察都不管，便心一横，说：“那你们来吧，今天要是卸不了腿，你们就给我赔礼道歉，反正就这两条腿。”话一出，把对方一伙人呛得面面相觑，最终给他道了歉。
不过当面对的不再是具体某个人时，英雄也会束手无策，也会碰壁。当初，对节目的审查越来越严，不能说的实话越来越多，小崔是拗着劲儿在录后来的《实话实说》，节目越做他心中越荒凉，身体的疲惫能扛，心里的疲惫却始终过不去。结果有一天他终于拗不下去了，病倒了，倒下的时候，他说：“天助我。”
20xx年，他到日本参观。在NHK电视台，他找工作人员调出关于中国的资料，结果发现密密麻麻的一片，他又进一步选择——东北——张学良，他选择了一个最早的视频，是张学良的一段演讲。崔永元大为震惊，这种资料在中国根本就不可能保留。再后来，他又走进一家日本书店，看到那里有一面墙，墙上有中国56个民族的历史，可中国哪会有这样的书店呢？他暗地里较劲，想到我们的历史，见证它的人正在老去和死亡，时间不多了，他对自己说，不能再等了。
一提到历史，崔永元的泪水、愤慨和无奈就全出来了，他痛恨国人对自己国家历史的怠慢，他想不通中国人居然对自己的民族英雄、对那些壮丽的往事一无所知，而我们抗战时的敌人却做得这么用心。于是，他把自己的两个梦想捏合到一起，成立了一个公司，专门去拍那些参与抗战的老人，请他们在镜头前讲述历史。这份浩大的事业，进行到今天，已经采访了数千人，素材有几百万分钟。用影像来展现别人口述的历史，制作成纪录片，而后又集结成书，他说这些东西还证明不了什么，只是一点存证。
他的同事柴静曾问他，做了这么多，现实情况似乎没太大变化，为什么还要拼命做下去？崔永元告诉柴静，现在做事情已经不管别的了，只要能帮到一个人，就是值的。能救一个是一个，能帮一个是一个，就比什么都重要。这话真让人感动，留下一点点好，再一点点，永不放弃。我不能确定这算不算是英雄主义，但我能感受到，外表坚硬的世界里，这个温柔的英雄是我们都在等的人。
一个年轻人当了11年的职业记者，终于有机会站在灯光下，成为一名节目主持人。可是，第一次录节目的经历，却让他十分尴尬和沮丧。
在节目录制开始前，他做了充足的准备，精心挑选了西裤、衬衫、毛衣，并站在化妆间的镜子前，把衣服弄得整整齐齐。
眼瞅着，现场录制很快就要正式进行。这个年轻人再一次深吸一口气，使自己的心态放轻松。然后，他信心满满地走进了演播厅，那个他一直憧憬的地方。
节目前奏响起，灯光师追着他的身影，令人着迷的灯光一路照着他出场，现场观众也很给力，大叫着齐声欢呼。这个年轻人很有风度，上前和观众一一握手，并由衷地表示：“你好，你好，欢迎你。”
录制正式开始，年轻人心中早就准备好一套串词，对于接下来的环节，他胸有成竹。他甚至考虑，一上场先念一首诗，再来一副对联，然后整几个排比句，紧接着再整几个歇后语。如此一来，节目气氛很快就会上来的。
一开始，一切都按他所预设的在进行。可是，他的耳朵里突然钻进一句话，观众席中有人随口说了一句：“这孙子是干什么的?”
尽管这声音不大，现场的嘈杂之音也掩盖了不少，但年轻人还是捕捉到了;而且，在他听来，这句话太刺耳了。
受这句话刺激，他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原来想好的串词，一下子全部乱了套，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可是，电视节目总得继续录制，不可能因为这个插曲为他再来一次。因此，他只好死马当活马医，糊里糊涂、毫无状态地撑到最后。至于在节目中说了些什么，他怎么都想不起来。
第一次上节目就遭此“不测”，年轻人的沮丧可想而知。可是，11年的记者经历告诉他，切不可因此对主持人这个新角色产生畏惧。
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他这样告诫自己，并坚信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努力再努力，电视演播厅一定有一块他的立足之处。
后来，经过认真分析，他尝试着放弃多数主持人的传统风格，以一个记者的姿态，虚心地采访别人，认真倾听别人的本真讲述。孰料，这样的形式和风格，很快就赢得大批忠实观众。相较于见得多、用得滥的那种中规中矩的传统主持，人们更喜欢这个年轻人自然、朴实中透露出的吸引力。
他就是被观众誉为“平民主持人”的崔永元。
“这孙子是干什么的?”遭遇这句质疑时，我们会怎样应对?有的人会恼怒不堪，从此忌讳这个话题;有的人会落下心理障碍，一旦再遇此类状况，便有深深的挫败感袭来;还有的人，会自此一蹶不振，给自己牢牢贴上“我不行”的标签。
事实上，这句话原本并不是那么灰色，如果我们能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笑着和它挥手告别，像崔永元一样从中汲取教训，走好后面的路，它也可以是斑斓多姿的。
关键的是，我们要主动挥起那只告别痛苦的手。
在北京7月21日晚的暴雨中，京港澳高速北京丰台区南宫镇一路段桥梁出现积水险情，最深积水达6米，170多名路人被困，情况十分危急。附近河西再生水厂的150多名农民工兄弟用30个救生圈、麻绳将170多名危在旦夕的群众全部救出。为表示感谢，获救者自发凑钱近万元向农民工表示感谢，但被拒绝。“该怎么向他们表示敬意？”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首先在微博上发出呼吁：“应该请这群农民工兄弟吃顿饭，他们是最平凡的一群人，却是最伟大的一群人，也是暴雨中最可爱的人！”这个建议立即得到央视主持人崔永元的响应：“我请！我请他们吃顿饭，以表达敬意！本次饭局接头暗号：危难当头你伸手，表示尊敬敬杯酒。”
在网友推动下，这群农民工和崔永元取得联系并接受了邀请。之后几天，崔永元专心筹划这件事，最终将饭店定在离河西再生水厂只有10分钟车程的“京西南宫宾馆”。崔永元说：“这个饭店虽然偏僻，但很干净，离农民工兄弟住的地方也很近，来回都方便。”
7月30日下午，饭店门口早早挂起条幅，“向在北京7·21特大暴雨中参加救援的农民工兄弟致敬”。崔永元在4点就早早到达现场，“这次请农民工兄弟吃饭，当然要早到。”他解释说。
晚6时，活动正式开始，在崔永元的提议下，现场所有人全部起立，向在“7·21”暴雨中遇难的市民致哀。然后，崔永元催着大家赶紧吃饭，“不要让热菜也变成了凉菜，今天你们的任务就是吃饭”。
歌唱家韩红也带着感冒来到现场为英雄的农民工献歌。“本来说今儿这顿饭我来请，我挣钱比小崔多，他非要请，我就为大家献几首歌以表敬意。”
韩红的嗓子一亮，台下的农民工就放下碗筷拍手叫好。一曲歌罢，韩红又与大家合唱了《美丽的神话》。她还以水代酒，敬农民工一杯，“祝愿你们扎西得勒”。
饭局上，崔永元多次对现场的农民工表达感谢：“你们做到了一个有良知的公民应该做的事，我代表北京市民感谢你们。”说完这句话，崔永元向在座的154名农民工兄弟深深鞠躬，并与韩红一起将写有“危难当头你伸手，表示尊敬敬杯酒”的锦旗敬献给他们，“感谢农民工兄弟，你们为所有人做出了榜样”。
18桌人，崔永元一桌桌从头敬到尾，65名江苏人、56名四川人，还有山东人、河北人……崔永元在不同方言的行酒令下，一杯杯地喝下去，不胜酒力的他，最后喝得有点高了。
“这顿饭挺不错的，作为普通人，哪里能现场听韩红的歌，跟小崔喝酒呢？”四川籍农民工陈小伟说，“不过，救人是我们应该做的，换作谁都会这么做的。”
晚上8时许，这顿不同寻常的饭局结束，崔永元掏出自己的卡结账。饭店老板受到感染，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崔永元共花去14400元。接着，崔永元又与大家一起合影，然后用一贯的幽默口吻说：“让农民工兄弟先走！”
闻讯而来的媒体问崔永元：“您为什么想到请农民工吃饭？”崔永元说：“我觉得有必要请这些农民工兄弟吃顿饭，这不仅仅是为感谢他们救出那么多条人命，也是对这种舍身救人行为的一种鼓励。”
对于记者“有人认为您请农民工吃饭是一种作秀，对此您怎么看”的问题，崔永元直言不讳：“我做我的慈善，谁愿意说什么随他们的便。也许我们不能每次都请农民工吃饭，但我们需要关注他们，哪怕只是一句表扬的话，也让他们感到温暖。”
媒体如此评价：如果硬要说成是秀，这样的秀，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这样的秀，是感恩，是一种不计回报的高贵。崔永元替天下所有还相信人间自有善意的人们向农民工兄弟们真诚地倒上三杯酒，第一杯，敬老天爷和掌管城市水道建设的人，祈求他们保佑风调雨顺，平步不再成海；第二杯，敬在城市内涝中消失的人们，告慰他们心有不甘的灵魂；第三杯，敬所有与农民工打交道的人，请他们用平静的眼光，平等地看待他们的同类，用心灵而不是用鼻子和眼睛，去感受他们身边这些默默为城市奉献着的朴实的人们。
崔永元说女儿比他聪明，喜欢画画，比他画得好、画得有思想。她画画从来不看画册，爱怎么画就怎么画，常常会画出许多意想不到的“经典”之作。他评价女儿的时候一般都持肯定态度。什么“长脑袋的桌子”“四条胳膊的人”，只要她能解释，能自圆其说，他都认可。他尊重女儿的意愿，也从来不去干涉她，或对她的画画技巧有什么高标准、严要求。他觉得要让孩子学会一种本领，首先要让她喜欢，要让她体验到学习的乐趣，这是最重要的。
在崔永元的录音间里摆着部老式电影放映机——这是小崔的珍藏，镜头经过他的改造后，就可以放映宽银幕故事片了。他曾经想用这部老电影机给女儿放自己钟爱的老电影，但女儿不爱看，崔永元对闺女说：“你看了爸爸才高兴。”连哄带骗地，女儿才勉强看两次，他对自己的《电影传奇》特别钟情，也希望女儿喜欢，但是女儿显然并不十分感兴趣，所以至今小崔一说到这事就显得很郁闷。
尽管如此，崔永元说，他不会刻意为女儿安排什么，他希望她能走自己想走的路。将来固然重要，但成长的过程和成长的快乐更重要，对女儿，他永远只有最低要求，那就是健康、快乐和平安。
人们记得20xx年的崔永元，是因为他在抑郁症与失眠的困扰中突然离开了《实话实说》。
“当时做《实话实说》非常偶然，他们找不到好人。我比他们找到的人多少强一点，就我做了。我做了6年半。在做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好人。”不久前，崔永元向记者剖析他刚开始主持《实话实说》时的心态。
不过后来，他开始发现，“我要和好人告别了。因为当你在场面上做事，你必然要应对或者应付。你得知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你得会写报告，你得会回答你的上级、你的同级、你的对手的质问。我发现我的为人越来越圆滑，已经跟我做人和我父母对我的要求越来越远了。”
也就在20xx年，他开始筹划做些其它的事。“我的心理医生说你喜欢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他想到了电影，还有历史。
随后在央视播了5年半的《电影传奇》，是从小痴迷电影的崔永元转向口述历史采集者的开始。“为了做节目，需要采访老艺术家。很快，两三个月后我们就觉得原来的采访方式不行了。我们当时很功利，这个导演拍过哪几部电影，演员演过什么，够节目用就行了。但是他们坐在摄像机前实际上滔滔不绝，讲很多与电影相关或者无关、完全是自己人生经历的事情，特别打动我们，我们忽然觉得其实它是历史，而且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电影的历史，它是人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历史。”崔永元让老人们撒开了讲，讲他所经历的时代，历史事件，以及风暴，“我们开始学习口述历史搜集的方法、分类、考证方式，整个团队陷了进去。这是一个很大的深坑，本来5块钱能干成的事，一下变成5000块钱了。”
8年后的今天，他们已经采访了3500个人，其中大部分年龄超过了80岁，90岁、100岁的大有人在，收集的口述历史影像和纪录影像分别都超过了200万分钟，历史老照片也超过300万张——数字还在不断更新，因为采访每天都在继续。
这些事情当然不都是由他一个人完成的。他成立了一个公司，叫“清澈泉”，原来是在央视的体制下做“制播分离”的尝试，做了《我的长征》、《小崔说事》，渐渐地整个重心都转向了口述历史采集、整理。
“从20xx年到现在，花了一亿两千万，没有花国家一分钱，这就是‘清澈泉’。所有的款都是我和我的团队厚着脸皮筹来的。”尽管这样，他们的团队自4月份开始就停发工资了。他们的钱大部分都用在建立实体的资料室与在线的数据库上。为了长久地保存，所有的影像资料都要数据化，“这些资料不仅是对我们有用，未来的研究者、历史爱好者都能很方便地查询”。
小崔的理想是，建一个口述历史博物馆，人们登记证件便能进馆查询、借阅，“学生们能写出很好的论文”。
崔永元和他的团队做了很多似乎应该由研究所来做的事情：从日本搜集各种侵华战争时期出版的老画册;重金从美国购回50分钟的滇西抗战影像;一些重要的历史亲历者，他们愿意花一两年时间去说服他接受采访，即使这些资料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都未必能够公开。
崔永元把他们做的事比喻成“给后人留下一个千百年后还能跟先人内心对话的机会”，“于丹的《论语》心得为什么火?是因为没有孔子的采访。如果《见证·影像志》一天一集孔子的采访，谁还听《论语》心得啊?”
有一次，杨澜采访崔永元，问他曾经遇到过的最大的诱惑是什么。崔永元直截了当地说：“钱，走穴。有人让我给一个楼盘剪彩，最高价开到了剪一次50万元。”
杨澜继续刨根问底：“那你为什么没去呢？”
崔永元说：“我害怕我抵御不住诱惑。我是一个没法控制自己的人，所以，一旦我爱上了剪彩，就谁都拦不住我了。要避免这种状况发生，唯一的办法就是别沾这个事。今天坐在你面前，我如实地告诉你，我还是非常爱钱的，真的，我只是不敢用这种方式去赚钱。”
他小时候住在部队家属区，因为部队是搞工程的，流动性很大，营房条件不好，官兵家属来探亲常常没房子住。由于父亲是团政委，也算个领导吧，所以常常腾出房子接士兵家属来家里住，和他们吃一锅饭。这样，家里常常显得拥挤不堪，但平添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亲戚”，很热闹，很有人情味。他从小就被置于这种“开放”的环境中，不知不觉中就受到了很好的情感教育。这不仅能锻炼他与人共处的能力，更能使他养成健康的心理，使之远离狭隘、孤僻与自私。由于父母的宽容大度，他从小也学着善待别人，他自己的糖果、小人书总是和“亲戚”们共享。这种“开放”的家庭养成了他开放、容人的性格。
有一次，他考试考得比邻居的儿子成绩好，邻居不舒服了，在大院里含沙射影地骂一些难听的话。他的母亲听到了，坦然处之，毫不纠缠，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过了几天，那个邻居有事来找她帮忙，她没事一样，照样帮她。时间长了，那邻居也觉得自己心亏了，坏脾气也改了不少。还有一次，他家的花猫突然失踪了，全家都很着急，到处寻找。在隔壁一老太太家门外听见有猫叫声，便敲门去问，可那老太太说没有看见，也不肯开门。隔了几天，花猫突然回来了，又瘦又脏，一条腿上的毛掉了许多。他心疼地说一定是被那老太太拴的，要找她去说理。可妈妈不让他去，说事情已经过去了，猫也放回来了，还去为难老人干啥。后来，妈妈见了老太太一字不提，照样帮她提菜搬煤。“你要记住，孩子，自己的心情快乐与否，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处世态度。”妈妈教导他说，“你有什么样的心态，就将收获什么样的未来。”
他在这样的家教环境下慢慢长大了，后来成了著名主持人。
他就是崔永元。
崔永元的节目十分受观众欢迎，被誉为中央电视台最有魅力的主持人之一。其实细细想来，崔永远的魅力，很大的成分在于他的人格魅力。他的发展和成功，与他的家教是分不开的。崔永元说：“我的家庭环境是很正规、很传统的。我印象最深的，是父母对我的教育，就是宽容和诚实。他们认为这是第一位的。不能说谎，不能骗人，不能去占人家的便宜。要宽待那些有过于你的人，这样你将会赢得人心。所以，我的哥哥姐姐，我们的品行都是这样的。”他说：“我的父亲像太阳，光明磊落；我的母亲像月亮，温柔无边。给我们幼小的心中也注入了光和热，不给一丝阴暗的心理有存身之地。这是一种终身受用不尽的财富，所以我要说，这一生对我最有影响力的是我的父母。”
品格教育是一个人成长教育中的重中之重，塑造优良的品格，德育为一切教育的根本。智育没有德育做基础，智育就是犯罪的帮凶。体育没有德育做基础，体育就是暴力的前卫。群育没有德育做基础，群育就是社会动乱的根源。美育没有德育做基础，美育就是腐化的催化剂。
崔永元待人宽容，与人为善，有话当面讲，从不在背后搬弄是非、搞点小动作什么的。他在工作间里挂着这样一副对联：“说天说地莫若说真，话东话西不如话实。”他还说：“真诚是一种宝贵的品格，我愿把它奉献给我的观众。”崔永元的人格魅力来自于父母对他的人格塑造，崔永元父母教的是“立身之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