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问题，文化生态学主张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的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产生、发展的规律，用以寻求不同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形貌和模式。下面小编就来说说文化生态问题是什么？
文化生态问题1
“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
在当今自然界生态平衡遭到破坏时，其实人类社会所创立的文化生态的平衡也在遭到破坏。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笔者认为人类所创造的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动态的生命体，各种文化聚集在一起，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群落，文化圈、甚至类似生物链的文化链。它们互相关联成一张动态的生命之网，其作为人类文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具有自身的价值，为维护整个人类文化的完整性而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这种将人类不同的文化看成是一张互相作用的网络的观念，是对人类文化整体的一种领悟。而这种领悟的关键在于，我们将如何去理解人类各文化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
据统计，随着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每天都有100种左右的物种在消失，这么多物种在短时期内的消失，会使得地球上错综复杂的生命之网的完整机体，遭到致命的伤害。
但是，却从来没有人统计过，随着工业文明的侵染，每年有多少地方性的传统文化在消失，而这种消失也会对人类的文化生态带来伤害吗？这正是本文要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笔者目前考虑得还不太成熟，但正因为不成熟，所以才觉得有必要提出来和大家一起探讨。
一种传统的地方性文化的消失，也许就象一个生物群落里的最不起眼的微生物的消失一样，并不会对整个的生物群落带来任何的影响，但如果千千万万个类似这样的文化都在消失的话，问题就不会那么简单了，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文化是一个隐含在人们思想、行为、观念中的一种抽象的概念，现代文明对它产生的危害性是慢慢显露出来的，不象自然生态来得那么快、那么明显。
而且，也不容易说明白。所以，在这里笔者打算先运用一点生物学中存在于农作物里的现象，来帮助和启发我们思考一些问题。
按照生物学的观点，每一粒种子（以及每一根芽苗）都携带着种质；它不仅含有基因，而且还包含着全套的特殊机制，借以控制遗传、规定基因结合的模式、表现基因的特性。食物供应的未来健康取决于种类繁多的不可代替的种质。农作物本身的基因具有抵抗枯萎症、虫害和气候改变造成的大规模破坏的能力。这种抵抗能力对任何食物供应都起到决定作用。要保持基因的抵抗力，就必须不断引进种质的新变种，而许多变种只在某地的一些特定野生环境中才能找到。
现代的'生物技术创造出了某些具有优良特性的新的作物品种，整齐、高产、甚至具有天然抵抗虫灾的能力。但这种实验室里创造出来的新品种很快会形成各种天敌，有时只有几个生长季节就遭到破坏。虽然每隔几年把新基因嫁接到商用品种上可以加强它们基因的抵抗能力，但是，能够提高粮食作物活力的多种基因只存在于野生环境。而且，农作物生存的能力取决于它的基因资源的丰富多样。但我们现在的作物大多数是单一培育的品种，可能用不了多久，入侵者就会发现这些庄稼的基因防线中的弱点，而我们的人造基因库对此无能为力。
现代作物的基因是软弱的。它们的天敌能够有效的发现它们的弱点，所以，即使最富于生产力的新品种有一天也必须抛弃。为了与迅速形成的病虫害竞赛，科学家被迫不断地在他们的温室和种子库中搜寻新的遗传特征，使下一个“奇迹作物”能够躲过面前的“奇迹凶犯”，而同时又为更大量的人口生产更高产的粮食。
但是，时不时的又会出现新的病虫害，而他们的基因储藏库中没有任何一种能与之抵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指望人工品种在大自然里有一个足够强壮的“野生亲戚”。这些野生植物在自然环境的激烈斗争中获得了一种遗传的抵抗力。这是那些娇生贯养的人工作物所没有的一种抵抗力。
找到这门远房亲戚常常不是简单的事情。植物学家必须要到地球上的某一特定地点，到受到危害的植物的老家去寻找，这些基因家乡也叫遗传多样性中心。比如，咖啡的多样性中心在埃塞俄比亚高原地带；玉米的多样性中心是墨西哥和中美的高原地带等。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来，这些偏远的多样性中心是安全的。因为它们具有多样的土壤类型、地形和气候。此外，高山的交通不便，各山谷之间各自隔离，为这些地方提供了相对良好的保护，免遭文明和商业活动的破坏。
不幸的是，我们地球文明急速增长的人口对土地、木材和各式各样资源的要求都如此贪婪，许多社区迅速侵害了所有的多样性中心，甚至一些最偏远的中心。事实告诉我们，避免动植物灭绝的一种办法是保留足够的遗传品种来成功地适应环境改变。如果它的遗传多样性减低，那么它所受到的危害程度就相对增加了，有时会超过一个限度，结果一个品种就会无法避免完全消失的命运。其实，在农业史大部分时期，遗传的多样性不仅可以在粮食的野生亲属中间找到，还可以在在所谓的农田种族或称原始栽培变种中找到。这些植物在遗传上与全球农业系统中使用的粮食作物有关联，是较原始的农业系统中开发出来的。
它们既非生长在山谷中未经耕种的野生亲戚，又不象它们现代的杂交表兄弟那么精微高雅，然而它们却含有比先进的繁殖育种系统大得多的遗传多样性。不幸的是，许多农田种族由于现代高产品种的蔓延，目前也受到危害。1990年，在印度马拉斯举行了一次国际会议。这次会议作出结论说，不幸的现实是，许多国家在知道或不知道的情况下，由于高产品种的蔓延而丧失了他们传统的农田族类，从而增加了遗传单一性。
以上笔者花了那么大的篇幅来说明农植物的遗传性和多样性的问题，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例子来说明一些文化生态中的传统性和多样性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西方文化看成是那中人工培植的高产品种，把一些尚未被现代化侵染的原始文化看成是生长在偏远高山中植物多样性中心的野生植物，把正在发展中的国家的传统文化看成是传统的农田族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有许多的相似之处。
当然，也许这些例子并不恰当，但笔者在这里想说明的是，植物的健康生长需要多样性的遗传基因，同样人类文化的正常发展也需要多样性的传统与智慧。
文化生态问题2
我国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有哪些
1、水土流失严重。建国初期，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为116万平方公里。据1992年卫星遥感测算，中国水土流失面积为179.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8.7%。中国水土流失特别严重的地区（从北到南）主要有：西辽河上游，黄土高原地区，嘉陵江中上游，金沙江下游，横断山脉地区，以及部分南方山地丘陵区。
2、沙漠化迅速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沙漠化受害最深的国家之一。北方地区沙漠、戈壁、沙漠化土地已超过149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15.5%。近25年共丧失土地3.9万平方公里。目前约有5900万亩农田，7400万亩草场，2000多公里铁路以及许多城镇、工矿、乡村受到沙漠化威胁。
3、草原退化加剧。70年代，草场面积退化率为15%，80年代中期已达30%以上。全国草原退化面积达10亿亩，目前仍以每年2000多万亩退化速度在扩大。由于草原的严重退化，从而导致牧草产量持续下降。
4、森林资源锐减。中国许多主要林区，森林面积大幅度减少，昔日郁郁葱葱的林海已一去不复返。全国森林采伐量和消耗量远远超过林木生长量。
5、生物物种加速灭绝。据估计，中国的植物物种中约15-20%处于濒危状态，仅高等植物中濒危植物就高达4000-5000种。近30多年来的资料表明，高鼻羚羊、白鳍豚、野象、熊猫、东北虎等珍贵野生动物分布区显著缩小，种群数量锐减。
6、地下水位下降。多年来，由于过分开采地下水，在北方地区形成8个总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的超产区，导致华北地区地下水位每年平均下降12厘米。1949年以来，中国湖泊减少了500多个，面积缩小约1.86万平方公里，占现有面积的26.3%，湖泊蓄水量减少513亿立方米，其中淡水量减少340亿立方米。
7、水体污染明显加重。据1987年典型城市监测调查，有42%的城市饮用水源地受到严重污染；63%的城市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在调查的532条河流中，有82%的河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全国约有7亿人口饮用大肠杆菌超标水，约有1.7亿人饮用受有机物污染的水。
8、大气污染严重。中国大气污染属于煤烟型污染，北方重于南方；中小城市污染势头甚于大城市；产煤区重于非产煤区；冬季重于夏季；早晚重于中午。目前中国能源消耗以煤为主，约占能源消费总量的四分之三。
煤是一种肮脏能源，燃烧产生大量的粉尘、二氧化碳等污染物，是中国大气污染日益严重的主要原因。近年来，废渣存放量过大，垃圾包围城市。中国废渣年产生量已超过5亿吨，处理能力赶不上排放量。1988年全国积存量为66亿吨，人均6吨废渣。
据统计，全国城市生活垃圾为6000万吨/年，比10年前增加了一倍。在380个城市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城市处在垃圾包围之中。仅北京三环、四环路之间就有50米以上的垃圾山4500多座，占地超过7000亩。
9、环境污染向农村蔓延。乡镇企业迅速发展成为农村工业化的重要方向，以及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转变的中介。与此同时，也给农村带来生态环境更大范围的污染，对农业资源、矿产资源造成更为严重的浪费。1978年以前，农村环境污染主要是化肥、农药等，1978年以后乡镇企业成为农村主要污染源。
扩展资料：
报告展示了2018年生态环境状况的多组数据。
从大气环境来看，空气质量继续改善，污染程度有所减轻。2018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121个城市达标，同比增加22个。
全年优良天数比率为79.3%，同比提高1.3个百分点，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率同比下降0.3%；PM2.5浓度同比下降9.3%。重污染天气过程的峰值浓度、污染强度、持续时间和影响范围均明显降低。
在水环境状况方面，报告显示，全国地表水Ⅰ-Ⅲ类水体比例同比提高3.1个百分点，劣Ⅴ类水体比例同比降低1.6个百分点。
长江、黄河、珠江等10大流域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同比提高2.5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同比降低1.5个百分点；重点湖库水质有所好转，水生态环境问题依然突出，总磷仍是重点湖库的首要污染物。
在土壤环境状况方面，全国土壤环境风险管控进一步强化，部分地区耕地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文化生态问题3
生态问题的深层是文化问题
生态文学是以自觉的生态意识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它把自然作为抒写对象，主张人与自然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强调人对自然的尊重，强调人的责任与担当。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生态文学除了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怎样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便是要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普里什文、屠格涅夫的作品不能算是生态文学，只能说是描绘自然的文学。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人还是处在中心的位置，大自然不过是背景。有人问起普里什文如何理解幸福？普里什文不加思索地回答：“所谓幸福，就是一枪准确地射中一只飞鸟。”尽管屠格涅夫在作品中对麦子、灌木丛、白桦树、扁角鹿、松鸦、黑熊的描绘是细致入微的，但其主题仍然是批判农奴制，而非为俄罗斯的自然请命。不过，这也无可厚非。因为同其他国家一样，19世纪的俄罗斯尚未暴露出严重的生态问题。何况在他们的狩猎故事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残酷和血淋淋的场面，而是对自然和野生动物的挚爱与亲情。
同上述二者相比，加拿大作家莫厄特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作家，他对狩猎行为疾恶如仇。他的作品《与狼共舞》《被捕杀的困鲸》《鹿之民》《屠海》等充满强烈的生态意识。他以一己之力，几乎是独臂扭转了狼在公众面前的形象，使其从令人恐惧的恶魔变成了荒漠上的浪漫象征。
生态文学所持的生态整体观——大地完整性——的主张，即不把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中心，不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并不意味生态文学蔑视或反人类。恰恰相反，生态的整体利益是人类的根本利益和最高价值。生态文学已经对人的言论、行为、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人类只有放弃或者矫正一些糟糕的行为，不把自己作为自然的中心，才有可能逐渐远离生态危机。
莫厄特的作品对我的生态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至今，我的床头还摆放着他的《被捕杀的困鲸》。这本书时刻提醒着我，什么是生态文学作家的使命和责任。我的生态文学创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第一篇报告文学《秦岭大熊猫》发表在浩然担任主编的《北京文学》上，写的是大熊猫专家潘文石和吕植在秦岭深处研究大熊猫的故事。由于伐木的油锯轰鸣声不绝于耳，使得大熊猫栖息地整日不得安宁，竹子及其他植物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潘文石和吕植奔走呼号，甚至惊动了中【南海】。在舆论压力下，当时以采伐木材为主的长青林业局被迫停产。后来，我又创作了《遥远的虎啸》，也是发表在《北京文学》上。这篇作品记述了民间寻虎人吴德崇经历种种曲折和磨难寻找华南虎的过程。同时，也向社会发出了华南虎面临危机的信号。回头来看，自己那一时期的作品，生态呐喊和生态警醒的居多。
进入21世纪，人类的行为开始变得理智起来。随着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为代表的一批生态建设工程的实施，中国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发生了重要变化。乱砍滥伐和乱捕滥猎已经成为可耻的事情，没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非法伐木和猎杀野生动物了。由于工作关系，我有幸参与和见证了一些重大生态工程的建设过程，而作为一个生态文学作家，使命和责任要求我必须把这一切记录下来。于是，便又相继创作了报告文学《共和国：退耕还林》《告别伐木时代》《大兴安岭时间》等。
近几年，在创作《一种精神》《乌梁素海》《油茶时代》《薇甘菊》《粒粒饱满》等作品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生态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不是管理问题，甚至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深层的文化问题。这就要求，生态文学必须回到本源去——进入人的内心。我们心中的道德律所起的作用，我们对自然的敬畏和尊重，我们对于发展的巅峰到底是什么的重新审视和思考，是生态文学万万不能忽略的。
克服现代化的轻率和功利，将生态意识和自然伦理精神深深地嵌入到我们民族文化中，把生态文明的种子播入每个人的内心。或许，生态文学的使命和责任就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