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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故事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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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故事征文。王力先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他是中国语言学的一个天才，他为我们做出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我们都应当这样的人物。下面为大家分享王力故事征文及相关内容。

王力故事征文1

几十年来，凡在大学读过‘古代汉语’课的，几乎没有不知道‘王力’这个名字的。他主编的《古代汉语》（64）四卷本教材长期以来是最通用的大学教材。其实，王力在语言学几乎所有方面都有‘尝过鲜’，古代的、现代的，音韵、文字、训诂、语音、语法、词汇、词典、修辞、诗歌韵律等等。一般认为他对研究古代语音演变方面的音韵学用力最多。此外，他还是诗人、散文家、评论家、翻译家。用‘著作等身’一词可不是对他的恭维，而是合乎其实的客观描述。

王力1900年生于广西。他从小家贫，小学毕业后失学，后在博白高等小学任国文教员。靠顽强的毅力自学多年，1924年到上海读大学。1926年考进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当时的清华正是文科冠天下的黄金年代，至今流传着国学院四大导师的佳话：赵元任、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第一年招生严格把关，收了三十多个学生，王力是班里唯一写语言学方面论文的。次年王力写就毕业论文《中国古文法》。两位指导导师，一位梁启超、一位赵元任。前者是世俗名声亮，批语是‘推倒千古、卓越一时’。后者是专业水准精，批了他一句‘说有易，说无难’，日后成了王力的座右铭，陪伴他恒久的学术生涯，王力到晚年说他受益了一辈子。为了辨正这句古典学术中的‘至理名言’，朱晓农后来还在《方法：语言学的灵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中专门写了一章《说有无》，详细辨析了这句话的适用范围。在科学研究中，对于存在的判断有三种情况，其中一种情况适用这句话，第二种情况是‘说有难’，第三种情况是‘说无易’。所以，赵元任当年教导王力的那句‘说有易，说无难’，是‘名言’没问题，但不是‘至理名言’，而是‘有条件名言’。尽管如此，赵元任的这句话所适用的场合最常见，犯这种错误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对于研究的新手来说，赵元任的警句应该刻在写字台上。

1927年，王力赴法国留学，读的竟是实验语音学。他是继刘半农之后中国第二个知名实验语音学家。三年后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有一则未经证实的趣闻说：当时同在巴黎留学的还有一位和王力在清华国学院同学的姜亮夫，得了个硕士学位回国。人家问他怎么一样留学，王力就得了博士学位呢？姜亮夫答道，王力做的题目洋人都看得懂，所以得了博士学位；他的论文洋人看不懂，所以只得了硕士学位。

1932年王力回国后回清华教书。那年头海龟很吃香，赵元任、刘半农一回来就是大教授，连胡适博士帽还未戴（他的论文需要‘大修通过’）也先当上了正教授。可王力当了两年讲师还未转‘正’。他去问中文系主任朱自清，朱自清只是笑笑，没直接回答。王力扪心自问，终于发现了问题。过去两年，他的教学确实不错，也译了、写了不少东西，但终究没有一部是像样的学术著作。为什么王力两年间没有学术著作出来？原来王力家境清贫，留学法国的费用是借来的。留学时就花了大量时间为国内读者翻译巴尔扎克小说挣稿费。回国两年在教学之余翻译了《莫里哀全集》，又为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写了《希腊文学》、《罗马文学》、《伦理学》等文化普及读物。他的专业是语言学，却没有写出一部语言学著作，难怪朱自清不批准他升教授。明白了朱自清的笑容含义之后，王力决定收心发力，一年之内便写出了一部《中国音韵学》专著和《中国文法学初探》、《中国文法中的系词》等有份量的论文。因此，1935年王力再申请时，朱自清又笑了。

王力不仅是语言学上的多面手，而且还是一位多产的翻译家、诗人和散文家。他翻译了莫里哀、左拉、小仲马、都德、纪德、波特莱尔等大作家的小说、剧本、诗歌，共二十余种。同时王力自己还创作了许多诗歌和散文，分别结集为《王力诗论》、《龙虫并雕斋诗集》、《龙虫并雕斋琐语》等。很多年后他凭着这译稿和诗歌散文集当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可那时却因为疏于正业而论文不多，影响了升职。

此后几年内，他狂飙般的发表，包括奠定他音韵学名声的《南北朝诗人用韵考》(1936)、《上古韵母系统研究》(1937)。还有震动语法学界的《中国文法中的系词》（1937）。他还写就了一部音韵学界半个多世纪来一直非常有用的参考书《中国音韵学》（1936），用现代语音学理论来解释传统音韵学的概念，叙述了传统的今音学（中古音系）、古音学（上古音系）和等韵学（宋以后的共时音系描写）的基本内容。此后五十年，王力先生夜以继日，几乎成了写字机器，出版了上千万字的作品。八十年代初，还在上学的朱晓农发表了一篇1,500字的小文章，批评王力先生对于‘日母’音值描写不准确。那是什么年代，王力先生是学界泰斗，朱晓农不过是个在校学生，只是有股‘初学三年，天下去得’的劲儿。所幸王力先生不以为忤，写了篇15,000字的长文作答，同意朱晓农的看法——让这愣头青明白了‘再学三年，寸步难行’的道理。后来朱晓农到了北京，有幸每隔一两个月去拜访王力先生。王力的太太夏夫人曾对他说：你就不用打电话来预约了，下午四五点来就行，正好让他休息一下。平时他一早坐下，给他泡杯茶放在边上，凉了换，换了凉，谁也不敢去打扰他。你来了他高兴，跟你聊天，还里外上下找书，活动活动好。

王力一生著述宏富，出版量达一千万字。又涉猎广博，仅语言学内就几乎包罗方方面面。更兼联想移植能力超群，在这些方方面面几乎都有创新、甚至首创之作。他自己师承‘汉语语言学之父’赵元任（晚年赵氏从美国回来访问，王力拜见时照样恭恭敬敬三鞠躬），可他强调的则是‘如果墨守师说，学术就没有发展了’。正是由于王力具有兼容中学西学（不偏倚也不抵触）、平衡师承创新（不墨守也不妄言）的学风，以坚韧之神勤奋之力，取得了超乎寻常的成就。

王力故事征文2

留学法国，追求“实实在在的东西”

王力，1900年出生在广西博白县岐山坡村。他7岁上私塾。先生讲《三国演义》，讲到慷慨激昂处，便拍案而起。王力由此爱上小说，也产生了他的第一个理想——当小说家。高小毕业后，王力因贫辍学，但读书不辍。夜晚无油点灯，每天就着月光读书。书读了很多，但一副深度眼镜也因此伴随了他一生。

1924年，带着别人帮他凑的120元小洋，王力踏上了求学之路。王力先就读于上海私立南方大学国学专修班。他在刊物上发表诗文、小说，既是勤工，也为追求文学理想。但一年后王力却因反对校长搞帝制复辟活动而被开除，转入章太炎当校长的国民大学本科学习。

1926年夏天他报考清华国学院，师从赵元任。国学院有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王国维对这个爱好文学的年轻人说：“我原来爱好文学，后来为什么研究古文字和历史呢?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为着追求“实实在在的东西”，王力跟了“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学语言学。国学院毕业后，王力接受赵元任的建议，去了当时世界语言学的中心——巴黎。

在法国学习是自费的。王力想卖文为生。他开始翻译法国文学。商务印书馆接受了他的译稿。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编审是叶圣陶。叶圣陶先生对他的书评价很高，他认为王力的文章“翻译得雅，文笔非常好”，所以叶圣陶先生说：“他的书来一本我们出一本。”后来王力在法国的学费就是叶圣陶先生给的。

王力于1932年归国回到清华，教授语言学课。课余仍为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丛书撰写希腊、罗马文学专书，翻译《莫里哀全集》等外国文学作品。按清华的章程，专任讲师两年即可升教授。但第三年王力却没有等到教授的聘书。他去问朱自清，朱笑而不答。然而朱先生的这一笑却令他知耻。他反躬自省，向“翻译家王力”告别。

不久，他写出了语言学研究的力作《中国文法学初探》。王力回忆，朱先生看了就很满意了。于是他在第四年被聘为教授。

颠沛流离之时，仍不忘学术研究

当代音韵学家唐作藩在采访中说，“王力认为过去编的字典，都不是很理想，比如《辞源》、《辞海》，他觉得很大的一个缺点，就是罗列词义，不分主次，不分历史。”

1930年代王力刚从国外学习回来，看到当时国内语法学研究死气沉沉，他感觉到大部分都是套英语语法。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字没有文法可言，王力沉痛地写道，“近年来，大学生的文字不通，已成最普遍的现象。一个大学生不能正确地应用本国的文字，在西洋是很少见的事。从前的人喜欢用古人的熟语，不合传统习惯的就叫做不通，所以中国文法就在冥冥中受了保护。现在呢，大家趋向解放与自由，于是中国文法也像中国人的道德一般地彷徨歧路，有破坏而无建设。”

1935年，王力呼吁政府支持中央研究院或教育部牵头制定一部标准文法。他认为5年可以制成草案，3年精细修订，“8年之后，我们将有一部文法。”尽管想法很好，作呼吁的也远不止王力一人，但这样的工作却迟迟没有启动。第二年，王力写了《中国文法学初探》，倡言抛弃模仿，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工具，从汉语的现实中寻求语言规律。此文几乎是他扛起中国语言学研究重担的宣言。

对一种语言规律的研究，必须从该语言的实际中来。但实际的汉语，同当时的社会一样，动荡而复杂。文言、半文言、白话和欧化的白话，还有千差万别的方言，都令人无从下手。王力认为，“这是艰难的一种工作，比之依傍西洋语法者，多费百倍的踌躇”。

但就在这时，卢沟桥枪响了，日本全面侵华。北平沦陷，王力随清华一起流亡南下。流亡路上，王力愈加感受到中国文化学术和人民所陷入的危境。两个月的跋涉，王力一家到长沙。全部家当就是些衣物，几乎无书可读。

1937年10月的一天，王力在长沙的一个旧书摊上看到一部《红楼梦》，版式古雅，很是喜欢。王力蓦然悟到，《红楼梦》是较为纯粹的清代北京口语，不正是语法研究理想的材料么。他在惊喜中买下了这部书，并购得另一部清代白话小说《儿女英雄传》。

汉语言学家、中山大学教授傅雨贤在采访中谈到了王力买书的细节。“他觉得这个材料非常宝贵，一个是，对象很明确，没有方言的杂芜，还有就是没有古代汉语的杂芜，所以买了这两本书，还没有到昆明之前他已经开始在研究了，”傅雨贤说，“他把这两部著作的所有用词造句的规律，一个个的做卡片，之后就进行归纳整理，突破了《马氏文通》沿袭西方的框架的毛病，完全从汉语实际出发。王先生发现，词法是次要的，因为我们汉语没有什么形态变化，不像英法德俄语这些，形态变化多，所以那些外国语都是以词法为主，他说中国以造句法为主。”

后来王力一家辗转来到昆明，在昆明龙头村的岁月里，王力白天备课授课，晚上写作。点不起煤油灯，他点豆油灯，妻子夏蔚霞在旁借点光亮编织毛衣。一个月能织五件，贴补家用。到80岁时，这艰难的时光仍历历在目，王力赋诗赠妻：“七省奔波逃猃狁，一灯如豆伴凄凉。”就在这样的境遇里，整整5年，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问世。随后两书普及本《中国语法纲要》完成。到这时王力已在语言学研究上留下了许多第一，如第一次给出了语法的定义：“语法就是族语的结构方法。”

战争没有毁掉中国的学术，王力的成果与几乎同时发表的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高名凯《汉语语法论》一起标志着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成熟，并很快影响到了国外学界。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邵敬敏说，“这3部巨著是奠定了我们国家20世纪40年代当时传统语法的学术基石。王先生是第一本，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一部书。”

建设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

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王力一夜未眠。在抗战流亡的艰苦岁月中，王力的研究已经在语法、音韵、词汇、诗律、方言各领域全面铺开，并计划着中国语言学的未来。王力著文：

咱们对于抗战建国，没有必胜必成的信念则已，否则咱们应该料想到中国语文有兴盛的一日，那时节，汉语虽不一定能像英语一般走到人家中学的黑板上，至少人家的大学里也会有汉语一科，和英法德俄诸语并重。那时节，咱们有没有像《牛津字典》一样的好字典给人看?有没有像叶斯珀生或泊尔姆的英国语法一样好的中国语法给人家看?中国语言学的人才是非常缺乏的……我希望将来中国语言学界人才济济。

刚复员的中山大学聘王力做文学院长，他提出的任职条件是，办一个语言学系。果然中大由此建设了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王力设计了教学大纲和主要课程，延请了方光焘、杨树达、商承祚、岑祺祥等名家执教、讲学。他自己除了授课，甚至还检查楼道、厕所的卫生。

1950年，随着战争硝烟的散去，中国第一批语言学大学生从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毕业。到1953年，4个年级在校生只有13个。到了夏天，7名学生毕业，实属盛况空前。王力在家中为他们开欢送会。

到了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政府开始大力推进文字改革以及各类扫盲和文教工作。这一年语言学系破天荒地招了两位数的学生。新生刚入学，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又整体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的学生李炜在采访中说，“如果没有当年的这个合并，就没有今天的北京大学汉语言专业，也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这个样子，对整个语言学、语言学界，他都功不可没。”

白天打腹稿，夜晚写书

王力一方面支持应用和普及，同时又坚持基础研究，他认为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词典学和实验语音学以及继承中国传统语文学遗产等等，都是迫切需要做的研究工作。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前期王力的《古代汉语》、《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等编撰成书，同时也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汉语史研究生。

但到了1966年“文化的大革命”开始，王力的研究和教学戛然而止。

古人说，行百里者半九十。王力说“九十里才算百里的一半，就因为最后的十里最艰难，而且最有价值”，“如果为狭隘的功利主义所蒙蔽，急功近利，中国语言学就不会再有发展的前途。”但王力因此受到批判。这位60多岁的老人被抄家、批的斗，书稿查封，被发往煤厂拉煤劳动改造。日记中他写道，“不容于世”，“不见谅于骨肉”。“变化如此大，殊为痛苦不堪”。

但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仍坚持凭记忆中的材料进行思考、研究。被允许回家时，他便在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把白天劳动时打的腹稿写下来。“文革”一结束，他拿出两本书稿，一本《诗经韵读》，一本《楚辞韵读》。“文革”后王力还修订了《汉语史稿》，1950年代撰写的.这部著作搭出了汉语历史研究的大框架。最后在他84岁时将《汉语史稿》扩充和修订成《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汉语词汇史》，完整呈现了汉语发展历史。他为此用去了整整7年的时间。

1979年11月王力教授参加全国文代会，与代表合影。前排左起：林庚、吴祖湘、杨晦、王力、王瑶;后排左起：谢冕、段宝林、刘绍棠、费振刚、宋士杰、赖林嵩。

“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

当代语言学家詹伯慧在采访中感慨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你怎么样，我的事业只要我生存一天我一定执着地追求，我有我做人的宗旨，我有我做人的目标”。

王力25岁学英语，27岁学法语，到了50多岁，还跟学生们一起学俄语，直到他80岁的时候他还听日语的广播学日语。“文革”结束那一年，76岁的王力写诗送给自己：“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为了把十年时间补回来，王力到后来更加倍地工作。他上电大讲课，对各种演讲、约稿统统来者不拒，甚至对向他求教怎么写信，怎么学普通话，学外语，学拼音，他都勤勉地一一作答。

1954年进入北大中文系、毕业后留校在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工作的曹先擢谈道，“接受普通话异读字审音这个工作时，他已经是83岁高龄了，审音表发表后不到半年，他就去世了。这是他对国家语文现代化最后的贡献。所以我非常感动于他的精神。”

1984年王力生平最后一次回到中山大学。中大邀请他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做题为“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的演讲。5000人座位的纪念堂，竟来了12000人，把纪念堂四周的草坪都坐满了。傅雨贤回忆说，“他一看密密麻麻那么多人，他很感动啊!84岁了，结果他足足讲了一个钟头。专业课一次12000多人听，中国教育史上没有过，我估计世界教育史上也没有过，而且这是他最后的一次公开课。”

1986年，王力辞世，他心中的字典最后在他学生手中完成，大家将它命名为《王力古汉语字典》。直到去世之前，王力每天还在从早到晚坚持工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张双棣回忆说，“后来他在一张纸上，一个信封上写着，‘张双棣答应帮我写亥集，我做什么呢，整天疲劳。’这是他的绝笔。”

就在王力去世的前一年夏天，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王力文集》。他将10余万元稿费全部捐出，在北大设立“王力语言学奖金”。这是“文革”后最早的个人捐赠学术奖金，而他本人至今仍有“孤独而尊严”的美誉。

王力故事征文3

今天，我无意中翻开了一本书，里面记载着许多著作和许多杰出的人的成功的秘密，于是我随意翻开了这一页，带着无比敬佩之情阅读了下去。

这个故事主要介绍了王力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在他小时侯因家穷，无法上学读书，但酷爱读书的他一直坚持不懈，刻苦读书，在亲人的帮助下先考上了上海南方大学；

又考上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最后到巴黎获得了博士学位后回国教学，王力一生工作负责，一心忠于革命，最后还利用的稿酬设立“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金”的光荣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