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建议强制让男性休产假引热议，将男性带薪育儿假延长至30天，并强制执行。可强化父亲育儿责任，并降低由于育儿责任的性别不平等带来的女性就业困难。人大代表建议强制让男性休产假引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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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份提案建议的叠加影响下，“男性育儿责任”成为舆论焦点之一。
3月5日，中国新闻网报道称，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首义律师事务所主任谢文敏建议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增设生育二孩奖励性产假，“同时最重要的一点，对生育妇女的配偶，也就说男性，他也要陪同生育的妇女，陪同休产假一个月，并且这一个月还应该强制的实施，让男性同胞一起共同承担，养育孩子这样的一个义务。”
全国人大代表、太平洋医疗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燕芳此前也建议将男性带薪育儿假延长至30天，并强制执行。强化父亲育儿责任，并降低由于育儿责任的性别不平等带来的女性就业困难。
另外，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大学研究员蒋胜男早前受访时表示，女性产假和男性陪产假之间的天数差异进一步加大，导致男女员工因生育而对工作的影响程度有着更大差异，可能加剧女性因生育遭受的就业歧视，同时不利于提高男性对育儿活动的参与度，进而降低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
为了给男性更多的时间照顾产妇和新生儿，蒋胜男建议将男性的带薪陪产假增加到30-42天。
还有一部分呼声早前已通过网络渠道释放，如澎湃新闻报道的浙江网友建议“妇女休产假，其另一半也必须休同等时间的产假”，浙江省卫健委后答复称，我们会向相关部门反映，供研究完善政策时参考。
“从国际经验来看，可以增加丈夫的陪产假。目前我国男性的陪产假最多为一个月，如果将陪产假延长至与女性产假同等的时间，一方面可以减少企业对女性的歧视，另一方面也能促使男性更多地参与抚育小孩的过程，避免现在所谓的‘丧偶式育儿’，即育儿过程中爸爸的缺位。”
据北大国发院消息，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党委副书记、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雷晓燕近期介绍道。
雷晓燕建议，延长男性陪产假的同时，让产假、陪产假期间的.工资由政府来负担，减少企业成本，以此减少企业对生育小孩员工的歧视。另外，随着数字技术发展，特别是疫情期间居家办公给我们带来启示，也应该鼓励企业让需要照顾小孩的员工实行弹性工作制，比如爸爸每周二四、妈妈一三五居家办公，同时可以兼顾照料小孩。
另一个现实问题是，产假的延长会否沦为“纸面福利”？澎湃新闻早前报道提到，已有多地网友反映产假延长后企业不执行，官方给出的答复多是，可通过劳动仲裁维权。而这又引发了新的忧虑：劳动仲裁维权了，之后还干得下去吗?
光明日报一篇评论文章称，不管是延长男性陪产假还是延长女性的产假，从现实层面看，都会为就职单位增加人力成本，不少男性在面对休陪产假这一合法权益上，同样有着失去工作发展机会的顾虑而选择少休甚至不休。
文章指出，延长男性陪产假，不能只停留在看上去很美。如何通过建立灵活的育儿假制度，促进制度落地，这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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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少子化成为本届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热点话题。全国人大代表、太平洋医疗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周燕芳就关于为女性减轻育儿压力、维护职业发展权益，提升生育意愿提出八方面建议。
针对人口下滑的趋势，近十年来我国已进行了数次生育政策的调整。时至2021年，国家开放了三胎政策，然而出生率并未像期望中持续上升。我国出生人口数量自2016年创下一个小高峰后，已经连续4年下降。女性生育意愿下降，职场女性更为明显。
在周燕芳看来，开放三胎政策无法决定性地提升生育率。只有设立涵盖婚恋、生育、教育、住房、养老、社保等多方面完善的支持计划，并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和公共资源配置，建立个人、家庭、企业、政府合理分担机制，全方位支持保障女性权益、减轻女性育儿压力，才能全面保障家庭发展，从根源提升女性的生育意愿。
周燕芳提出的建议中，第一条是建议延长男性带薪育儿假并强制执行，分担女性育儿压力，缩小就业中因产假差异导致的性别歧视。
花费高、压力大制约女性生育意愿
周燕芳认为，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的原因有很多，经济负担是抑制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在中国，高昂的育儿成本与房价都极大程度影响了女性的生育意愿。
当前中国家庭对于养育孩子的质量要求不断提升，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至大学本科毕业为62.7万元。北京和上海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分别为96.9万元和102.6万元。
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澳大利亚是2.08倍，法国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国是3.64倍，美国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国是6.9倍，位居全球前列。
此外，房价对生育意愿起着重要作用。2020年世界房价收入比最高的十大城市中，有七座来自中国。房价的过快上涨对于居民生育行为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房价过高延缓了年轻人组建家庭的时间，进而导致生育行为延迟，且购房后负担过重挤压了个人可支配收入。
房价较高的地区，居民的生育意愿较低，数据显示，房价每上涨 10%，人口出生率便会下降 1.5%。
其次，职场女性育儿压力较大。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超过六成，远高于世界其他各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平均水平48.5%。现代女性面临着传统的育儿、家庭责任与新时代经济独立的双重压力。
丈夫育儿参与度低与托育机构可及性不足为职场女性带来极大育儿压力，工作与家庭的平衡成为首要的焦虑来源。女性在生育养育过程中承担了比男性更多的责任，在打扫家务、陪伴孩子和护送辅导孩子学习这些事务上，女性投入了男性两倍或以上的时长。近半数的职场妈妈除去工作和睡眠外的时间，几乎将时间都贡献给了家庭。
此外，育龄女性面临就业歧视，职业发展受限。生育带来的职业风险也是女性生育意愿路上的绊脚石。由于女性在生育养育过程中承担了比男性更多的责任，导致用人单位更倾向男性；此外，当前各地鼓励育儿假方案，延长产假期限，提升了企业雇佣女性职员的成本，均导致女性在就职、收入水平、晋升等方面受到影响。
职场妈妈在怀孕期间易遭遇不公正待遇，包括失去晋升机会、被调到不重要的岗位、被降薪和被变相辞退。此外，在企业招聘中，女性应聘者普遍遭遇“应聘过程中被问及婚姻生育状况”，以及“求职时，用人单位限制岗位性别”。虽然防范职场性别歧视的法案不断出台与强化，然而难以确保执行的有效性。
周燕芳认为，高昂的教育、住房经济压力，育儿所承担的压力和责任，以及职业发展和养育子女之间的矛盾都严重影响了当代女性的生育意愿和行为。亟需配套支持政策的有力托举，切实帮助女性分担育儿压力与维护职业发展权益，提升女性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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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首义律师事务所主任谢文敏建议，对生育孩子的家庭按月发放补贴。此外，她还建议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增设生育二孩奖励性产假。
说实话，多放产假对鼓励生育的效果，还真的不如对生育孩子的家庭直接发钱，而且发钱在宣传上起到的效果，要远远好过多放产假，还能拉动社会消费水平。
当然，直接发钱只是最初步的方法，最重要的还是多宣传、多鼓励，从根子上要改变中国人目前“少生优生”的计生理念，同时减轻年轻人的压力，让他们无后顾之忧。
去年中国生育率降到0.8%，几乎是全球最低的生育率，今年全国人口还可能迈入负增长，所以要对计生四十年得做一次深入的反省，让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做出改变。
此外全国政协委员谢文敏害表示，生育成本高导致女性生育意愿下降，建议强制男性陪妇女休产假一个月。全国人大代表蒋胜男指出，育儿是夫妻双方的责任，社会需要给育龄男女足够的时间，包括给育龄男性足够的家庭时间，承担家务和共同育儿的时间。
全国人大代表卢馨则认为，还应建立灵活的休假制度，男性陪产育儿假可以不一次性休完，而是建立假期分割、共享的灵活休假制度。
在这方面来讲，对女性的朋友来说，更加不友善，如果男性都觉得辛苦了，那么女性就更加辛苦，生下来后要喂养要抚育孩子，各种照顾各种哄孩子各种换尿布，这些比上班还辛苦。
生育是夫妻双方的事情，因为生育造成的收入等损失应当由双方共同承担。没有公平分担，自然就不会有真正的理解，而这也是很多婚姻危机的来源。
强制男性休陪产假的目的就是减少就业性别歧视，同时，从制度上让男性参与育儿。如果一提生育养育孩子就只是母亲的事，那女性只有用生育率做出自己的选择了。
强制休假减少的收入只是暂时的，而对家庭幸福的促进却是长久的。降低离婚率、提高生育率，必须落实到性别平等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