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读后感是一种情怀的抒发，阅读能够拔高一个人的思想高度，就像人饿了要吃饭一样，读书后的所思所感都是智慧的结晶，参考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你也能写出自己的感悟。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
九五之尊，受人牵制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天子之重任，在于其肩上也；天子之任命，在于其臣下也；天子之无奈，在于其内心也。
—题记
记忆中的天子，记忆中的皇帝，是穿着嵌着玉龙的皇袍，带着串着一条条珠子的皇冠，高高在上地坐在列主列宗所传下来的皇位上。他的一个指令，所有人都要听之任之；甚至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圣旨，代表着上天的指令。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去，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深藏其中的悬秘，是他才能无法施展的无奈，是他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到他人的关注，是他的私生活受到他人的干扰。
皇帝，这两个字眼让人联想起的便是“九五之尊”这四字。那么，你肯能会问，即是九五之尊，那么他会受谁牵制？有怎样牵制呢？其实，皇帝受臣下牵制在过往朝代中不少，但是过往朝代的皇帝好像都能选择出正确的决定。李世明之时，虽有多数官臣进谏，但那只能算得上是建议与指责罢了，李世明也会听从臣下正确的建议而采取措施。而万里在任时却与之不同，万历很小的时候就上任了，受着臣下的辅佐，所以官臣进谏已经算不上是建议，而是带这威胁之意。
明朝时代是极重视礼仪和仪式的，明朝时也是主张以道德、伦理治国，而不是以法制国。早朝和午朝是明代以来特例独行的，早朝过往的举行是风雨无阻，礼仪也极其讲究，到了万历之时才被罢免了。而经筳是皇帝不可免去参加的一种仪式，经筳是通过讲历史来劝谏皇帝。虽极为繁琐，但万历皇帝仍作为学生未缺席过。
转折发生在张居正死后以及立嗣问题上。作为皇帝的老师兼首辅张居正先生，生前有着功名，用自己的权利压制一切反对他的势力。死后，各种污名被清算，受贿赂，动摇皇帝的决策，各种罪名使皇帝对自己的老师连一点的敬仰之情都不剩。立嗣的争执，万历想要“废长立幼”却不能直接提出，万历便一拖再拖，最后不得已，只能听从文官的安排。经历了各种变故使万历看透一切，本对生活无热情可言，现在只对生活充满厌倦，他开始消极的方式对待，以无为治国。最后他连经筵也不出席。受阻之后，他便不再出紫禁城一步。其实，归根结底是因为文官集团出现了“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小事倒有人夸荐”仗权欺人的形式。最后受苦的还是普通老百姓，以致出现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一种局面。
这样的皇帝这样的九五之尊，所以多人羡慕，却得不到真正的自由。
其实，作为老百姓更为好些。虽没有九五至尊的权利，但有着柴米油盐简单的乐趣：虽没有九五之尊高高在上的霸气，但有着自己内心的自由。虽被称为庶民，但也有着贫穷的快乐。
这样的皇帝这样的九五之尊，所以多人羡慕，却得不到真正的自由。九五之尊，并不是最好最完美的，因为皇帝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九五至尊却是处处受绊。
权力与羁绊，永远都是关联在一起的，当你想要拥有权利识别忘了还有约束在你身旁，“简单就好”，“且行且珍惜”，这两句话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两句话也是在告诫我们满足当下的生活。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2
《万历十五年》很有名，我也已经读过好几遍了。近来再重读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鲜明特点是观念治国。
早在国人历史早期，古人便凭借想象将世界和自身进行描述和理解。这倒也不稀奇，几乎所有文明的早期都有这个特点。但将想象充分赋予到政治中的'，中国却是为数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诸侯国。周公同几乎所有的古人一样，不能科学地理解天下的构成；他同时认为周王贵为天子，万民理应万世顺从，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并非如此。周朝人力图使政治体制顺应自然，但由于知识的局限，实际是让自然顺应了他们的意志，这便造成了政府行为自上而下的惯例，而中国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终形成，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观念，改都改不了。
再到后来，观念由对天的感性过渡到对儒家思想的理性。历朝历代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治国，莫不如说是对儒家思想的推广和执行；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责任与其说是推布政令，莫不如说是身先士卒，践行儒家礼仪，与万民做表率。至此，儒家思想也可以称之为儒教了。
造成这一现象的是中国的自然环境和政治传统。中国地域太大，自古而然，技术发展的限制迫使从周公起的统治者以观念规划全国，形成一套独有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端细致入微，下端粗糙肥大。上端的统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复杂多变的实情，二是实在没有能力去处理数以千万计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农集团。为了统治的便利，只有靠观念，即后来的儒家道德。这种道德一来可以统一文官观念，让他们即 使 分散在各地，与中央隔绝，也能力解当地的疑难；二来可以规范百姓，使他们各自安分守己，少为国家制造麻烦。道德的产生是因技术的无奈，而实战的结果表明，道德的力量远远超过行政和司法，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以德治国”的原因。
这种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秦汉、隋唐创造的盛世王朝。然而时代在发展，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放诸四海而皆准道理，永远也找不到一劳永逸的创造。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到了明清时期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中国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开始走下坡路，这也许就是黄仁宇先生创作《万历十五年》的缘故。
《万历十五年》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他写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是对“以德治国”的深刻剖析。取名“万历十五年”也许只是个象征，也许只是因为音韵的和谐。
中国古代德治政治的优越性结束了，形式也结束了，但它的流毒却远未终结。儒教的本本没有多少人再学习了，儒教的精华没有多少人再记得了，但儒教的糟粕却深深扎根在现代人的心灵深处，因为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几千年，而进入现代社会还不到一百年。这种扎根的结果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这就是现代中国人还存在的诸多毛病。即便是年轻人，任你穿的很“哈韩”，吃的很“欧美”，唱的很“港台”，但骨子仍未脱离中国人的“奴性”以及其他任何“恶劣性”！儒教讲究“仁”，二“人”即为“仁”，中国人是研究人的人，最擅长“玩人”、“治人”、“整人”，因而任何朝代的任何一级组织的任何一次改革与反改革、革命与反 革命，始终绕不开人事的问题，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对人的整肃。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3
最近我把《万历十五年》重看了一遍，当然还没看完。我就看了三章，可是这三章让我明白许多，也让我明白了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极力想说的观点。
1、道德与法律的位置，也就是儒与法的位置。自从秦朝因重法而灭亡后，自西汉以来，各朝都开始任用儒生。但是治国不能光靠儒家的道德观念，还是需要法家的，于是明儒暗法这一治国之道诞生了。但是一直以来儒都是高于法的，也就是说道德是高于法律的。这一点到了明朝最为显著。明朝的官员遇到法律所不能包括的案件时，是在用道德观念来判定对错，而明朝的道德观念是被朱熹的四书概括的。海瑞的斟酌标准里就非常强有力地表现出这一点：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这样就算有一些事依靠道德观得以解决，可是法律上的漏洞一味去用道德观填补，没准有一些没有道德观的官员回去钻法律漏洞，以图私利。但是如果让法律高于一切，就会造成像秦朝的短亡。更何况，无论制定法律的人想得多么面面俱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法律肯定会有漏洞，这个时候又没有道德观，社会将会更加腐败。只有让法律和道德齐头并进，社会才会和谐。可是自秦朝以来，各朝统治者怕蹈秦之覆辙，所以致使儒生目空一切。
2、文官集团的弊端。由于天下所有的事情不可能都让皇帝过目，所以各朝统治者创建了文官集团，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可是久而久之，统治者们发现问题本身就是文官集团。但是这个时候要改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文官集团这个制度已被天下有学之士所接纳，如果彻底改变，天下人都会说统治者无道，局部改变又无济于事。文官集团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科举制度。
如果想入朝为官、名扬天下，这缺不了祖父的生财致富、父母的辛苦养育、妻子的贤淑达惠、老师的辛勤培养、朋友的鼓励加油、考官的欣赏录取、上级的提拔教导等等等等，所以说一个人当官之后都要回报这些人，可是明朝官员的俸禄仅够温饱，与实际脱节，就算俸禄可以维持小康，但是不够回报帮助他的人。所以要收常例，有良心的人就收一点，没良心的就会造成苛政。这全看当政的人的品行。所以张居正想改革，最后措施全部作废；申时行和稀泥，最后虽然使明帝国苟且残喘，可还是阻止不了帝国的衰亡。
如果真的想改变这一状况，还是需要林达所提出的“平衡与制约”。
当然，《万历十五年》里对封建社会制度的看法远不止这两条，还有许多的侧面描写和一笔带过的东西，如：重文轻武的利与弊，愤青的不顾全局等等等等。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如果想全面了解，就去看一下《万历十五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