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和女导演李玉面对面，她的直率是最能打动你的地方，从《红颜》的成名到《苹果》的风波，直到即将于3月4日公映的《观音山》，她的言辞一如她的影像，干脆而犀利，感性而直接。
关于《观音山》——
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影片就更需要观众给一个信任，先把手给我，让我拉着你走一段，先不要有好莱坞有因有果的界定，就是坐在那去享受那个电影。
记者：《观音山》想要表达的是怎样的情绪，聚焦的又是怎样的人群？
李玉：我自己有一个愿望，想要拍一个现代人精神交流的戏，主要想表达的是年轻人和中年人，这两个年龄段最容易出问题。比如年轻人面对爱、面对家庭，都容易产生困惑，他们虽然走上社会了，但都没有太多经历，涉世但是不深；而中年人已经经历了很多事情，就像电影里张艾嘉的角色经历了各种痛苦，丧失儿子、离婚。那么让这两个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碰在一起会发生什么故事，会怎么样去关照内心世界，这就是我们想表达的。《观音山》这个片名也是因为它是成都的一个火车站，就像一群陌生人从这里上车，相遇相爱，这里的爱可能是大爱，而到了下一站他们可能就下了车，但是就是因为有了这一站的相处，他们的生命就有了不同。
记者：从您的描述感觉是一部写实的电影，但是预告片的镜头却很写意，如何中和这两点的？
李玉：把现实装进诗里吧。我一定不希望这个电影是平庸的，大家看到了没感觉，我希望它是打到你的，而不是抚摸你。就是他影响到你的内心，有人说我从中看到了自己，有人说我没看到但是我羡慕他为什么我没有这么不靠谱的时候，这些都是我得到的真实的反馈。我一直不做任何反驳，夸我我就高兴，批评我就不高兴，影迷用自己的方式进行读解。电影做完之后是个开放性的东西，尤其现在这个时代，大家看到的商业片就只有这么几类，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影片就更需要观众给一个信任，先把手给我，让我拉着你走一段，先不要有好莱坞有因有果的界定，就是坐在那去享受那个电影。
记者：像您说的这种拍摄方式会不会有压力？
李玉：创作是很幸福的，那种压力是有快感的。那个压力是好的，不是来自外在，而是自己的内心。
记者：从您的描述感觉是一部写实的电影，但是预告片的镜头却很写意，如何中和这两点的？
李玉：把现实装进诗里吧。我一定不希望这个电影是平庸的，大家看到了没感觉，我希望它是打到你的，而不是抚摸你。就是他影响到你的内心，有人说我从中看到了自己，有人说我没看到但是我羡慕他为什么我没有这么不靠谱的时候，这些都是我得到的真实的反馈。我一直不做任何反驳，夸我我就高兴，批评我就不高兴，影迷用自己的方式进行读解。电影做完之后是个开放性的东西，尤其现在这个时代，大家看到的商业片就只有这么几类，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影片就更需要观众给一个信任，先把手给我，让我拉着你走一段，先不要有好莱坞有因有果的界定，就是坐在那去享受那个电影。
记者：像您说的这种拍摄方式会不会有压力？
李玉：创作是很幸福的，那种压力是有快感的。那个压力是好的，不是来自外在，而是自己的内心。
记者：您觉得《观音山》是文艺片还是商业片？
李玉：我觉得它是一个有文艺情怀的电影。我不会把它界定是一个文艺片、艺术片或者商业片。因为我觉得中国电影现在有个误区，总把文艺片和艺术电影放在一起，文艺片实际上是好莱坞的一个商业片类型，是类型片之一，很多好莱坞文艺片都是赚钱的，票房很好；那艺术片就另当别论了，必须要对电影有贡献、有创新，甚至可能是实验的。
记者：电影里有段戏是取景汶川地震之后，几个人在废墟上，您那场戏想表达的情绪是什么？
李玉：失去和死亡带给常月琴的感受，不想去强调地震后的悲悯之心。因为这个电影有探讨死亡的一部分，她儿子出车祸死了，我们没有让他儿子在地震中死亡，而是车祸，就是说这其实是一个普遍性的东西。她再去看到地震废墟的时候，她自己会有一个体验，因为她经历过失去的痛苦。
记者：有些人看了以后说，这段戏加在这个片子里有些突兀。
李玉：这个电影就是象诗一样的，它不是一条线完全不走开。我们其实还有个更远的线，一个钉子户的故事，这不是一个传统的电影。其实《苹果》还算一个传统的电影，一条线下来的，一件事引发一个结果，然后这个结果再引发其他东西。《观音山》就类似李沧东的《诗》，慢慢的渗透，看到很多延伸的东西，尤其是后半段，前面还是很戏剧化的。
记者：片子里面反复出现火车的场景有什么涵义吗？
李玉：其实就出现过两次，其中一次是这样的，扒火车是他们的释放，因为前面遇到的自杀太压抑了，刚好丁波那个角色的父亲是铁路职工，他们有这个便利扒火车。接下来你看到一个平行，释放的时候常月琴的生命还是停止的，一个静静的背影；等他们下来的时候，常月琴是在过马路，她像死了一般，只有身体在动；当三个人没有目的在站台溜达的时候，常月琴还是在那静静地抽烟；等他们等下一辆列车没赶上，你就会觉得那个时候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存在感了。其实是有个线索的，就是希望大家有各种各样的理解，你觉得闷都好，我就是不想弄得太明白，比如生命的不同层次，那样就成了一个作文了，这也是我前面所讲，是我自己能想到的我自认为很迷人的电影语言。
记者：片子的主线是讲述年轻人成长的伤痛，而这也是台湾电影惯常表现的题材，有没有受到台湾电影的影响？
李玉：你们不是第一个这样说的，好像韩寒也说过，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想。很多欧洲电影也讲残酷青春，台湾电影也是跟欧洲电影学的。我这个也是手持，《苹果》是躁动的手持，这个是有交流有呼吸的手持，在国际上是很正常很普通的拍法。不过侯孝贤基本都是静态镜头，和我这个也不像，杨德昌的就更不像了，因为我经常看他的电影，和我这个完全不一样。我和他不是一类，但是我喜欢他的东西。
记者：现在国内公映的版本和东京电影节上放映的有没有不同？
李玉：有很大的不同，去掉了五分钟，讲述方法不同了。我们这个片子除了让曾剑剪，还让一个德国的剪辑师剪过一版，他觉得这个片子比《苹果》更让他心动。他剪过好莱坞、欧洲的电影，娄烨的片子也剪过，我们出过几版之后，经常就是在剪辑室把灯一关，边看边那张纸记一些感性的东西，然后就开始讨论。倒不是为了电影局，同性的那段还是保留下来，我个人觉得《让子弹飞》都能通过，现在真的已经宽松很多了。我们自己反倒比电影局还电影局，它只要觉得你合理，不是噱头就成。
